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並特別要求“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發揮著重要支撐作用，尤其是近十年來我國新型研究型大學不斷涌現，成為提升創新效能的一股新生力量。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正處於新質生產力發展呼喚高等教育系統變革的歷史窗口期。進一步助推新型研究型大學發展，加速高等教育創新效能躍升，是教育強國建設中的“關鍵一招”。

新型研究型大學快速發展

當前，第四次產業革命風起雲涌，人工智能技術的指數級發展正在顛覆傳統教育邏輯：知識獲取的即時化、職業崗位的流動性、學習需求的個性化，使得以標准化、規模化見長的傳統教育模式陷入效能困境。新型研究型大學憑借其包袱少、機制活的優勢正在不斷突破制度窠臼，並重新定義高等教育的功能和價值。

近年來，隨著南方科技大學、西湖大學等相繼成立，新型研究型大學逐漸走入大眾視野。尤其是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提出“要加強高校基礎研究，布局建設前沿科學中心，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后，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深圳理工大學、福耀科技大學等一批新設大學更加鮮明地提出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目標定位。這些大學具有以下共性特征：在目標導向上，以解決重大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難題為導向，注重原創性、前沿性研究﹔在組織形式上，打破傳統學科邊界，採用靈活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機制﹔在資源稟賦上，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形成多樣化、開放式的創新生態﹔在教育模式上，注重學生的創新能力培養，採用個性化、項目式的學習方式﹔在社會影響上，強調產學研結合，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應用。

新質生產力的持續變革，賦予高等教育新的使命，呼喚其創新效能躍升、發展模式迭代。而以標准化、規模化為特征的傳統教育模式，在面對個性化需求和快速變化的社會現實時，尚處於“將變未變”的“沖擊－反應”期。在此階段，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新生力量，通過組織形式和管理模式創新，打破傳統高校在資源分配、學科設置、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固化格局，更容易主動尋求變革，其快速發展也標志著中國高等教育有望進入一個“破界重構”的新階段。

電動車市場給高等教育帶來的啟示

在論述新型研究型大學如何推動高等教育創新效能躍升之前，先從一個汽車產業的案例切入，可以更為直觀且深刻地理解這種系統性變革。2024年第三季度，中國新能源汽車佔零售季度總銷量的比重首次過半，達52.8%，而在此之前汽車市場中基本是燃油車佔據主流。電動車並非“一出道便巔峰”，而是逐漸佔領市場，在用戶體驗感持續增強后，經過不斷技術迭代，才開始對燃油車的主流市場形成有力沖擊。電動車的崛起絕非簡單的動力系統替代，而是通過“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三重技術疊加，重構了汽車產業的價值體系。

這場變革揭示出技術發展的辯証法則：任何革命性創新都會經歷“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燃油車對馬車的否定實現了動力解放，電動車對燃油車的否定則推動了能源轉型。但真正的辯証超越發生在智能化階段：當汽車從運輸工具演變為移動智能體，它不僅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性能顛覆了燃油車的市場地位，還通過智能駕駛等新技術重新定義了汽車的功能和價值，其產生的“鲇魚效應”更推動整個汽車產業的系統升級。

這對高等教育創新效能躍升具有重要啟示。我國已經是高等教育大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體系。但從高等教育系統的動力內核來看，主要還是在借鑒歐美現代大學基礎上努力趕超。盡管隨著“雙一流”建設等重點工程的有力推進，我國大學群體在世界高等教育版圖中逐漸形成局部優勢，但在既有框架內很難依靠傳統辦學模式實現突破，需要更具有變革性的辦學模式，才能產生更為強大的動能。

從教育大國到教育強國是一個系統性躍升，必須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作為“龍頭”的高等教育更是要打破發展慣性、破除路徑依賴，以強有力的創新效能躍升為教育強國建設提供有力支撐。如今，正在迅速發展的新型研究型大學，也有望像電動車一樣發揮動力再造的功能，推動中國高等教育創新效能躍升。

新型研究型大學的范式創新與“鲇魚效應”

在以人工智能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產業革命風起雲涌之際，新型研究型大學要帶動更為廣泛的大學集群通過開展跨學科教育、科教融匯、技術賦能等范式創新，對新質生產力的要求作出積極回應，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愈加豐富多樣的高質量教育需求。

一是重構知識生產模式，建立跨學科融合機制。如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打破傳統高校的院系之分，首設“樞紐”和“學域”學術架構，學術樞紐面向人類社會發展需要，把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集結起來，在學術導師、業界導師指導下，通過做項目構建自己的專業知識體系並提升能力素養。這種學術架構更有利於推動學科交叉融合，促進新興學科和前沿學科發展。再如西湖大學強調跨學科交叉融合，培養適應智能時代的具有跨界思維的“π型人才”（兼具專業深度與跨界廣度）。新型研究型大學正在重構知識生產模式，這將對傳統高校產生強大沖擊，迫使其重新思考專業設置和課程體系，並探索建構以問題為導向的跨學科甚至超學科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二是再造教育教學流程，實現個性化學習路徑訂制。高等教育創新效能躍升尤其要注重課程體系創新。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受教育者的需求變得更加多樣化和個性化，越來越需要“私人訂制”式的高質量教育體驗。如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全面採用“模塊式”課程超市，賦予學生自主設計個性化課程的權利，“以每一位學生成長為中心”培養創新型人才。不僅是研究型高校，應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更需要再造教育教學流程，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幫助受教育者選擇更有創意、更有價值的教育，讓教育真正“面向每個人，適合每個人”。

三是重塑價值評價體系，創新大學管理與運行機制。傳統高等教育以人力資本生產為核心，強調知識的傳授和職業能力的培養。但在智能時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更加注重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高等教育正從價值論層面實現從“人力資本生產”向“人的完整性發展”的轉變。在這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學已經走在前面，不斷突破“唯分數”“唯論文”評價，將技術轉移、創業孵化等更能體現實踐貢獻度的維度納入辦學評估。另外，新型研究型大學正通過PI制、書院制等舉措打破傳統高校固有的管理與運行機制。在這些新型大學的競爭壓力下，傳統高校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的發展慣性，探索更加靈活高效的管理與運行機制，以保持其競爭力和吸引力。隻有倒逼更多傳統高校走出辦學“舒適圈”，全力探索更加開放協同的創新路徑，高等教育創新效能躍升才能真正顯示出磅礡之力。

（作者：陳先哲，系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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