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指揮棒”，也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牛鼻子”。作為長期困擾教育的頑瘴痼疾，“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五唯”問題，是在教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這意味著“破五唯”改革也必然會經歷對“五唯”的漸進解構。在這個過程中，教育評價需要實現三重超越。

內向超越：抑制“五唯”的僭越

內向超越指向評價改革中的一個深層問題，即原本具備合理性的評價維度，在外部條件變化和內在利益驅動下不斷膨脹，最終異化為具有排他性、單一化傾向的“五唯”指標。這種由合理走向“唯化”的演變，使本該多樣化、綜合性的評價尺度在實踐中被簡化為功利化、機械性的指標工具，固化為個體參與資源分配、身份認同與能力判定的絕對性依據。

歷史地看，“五唯”所對應的各項評價維度都曾作為知識產出、人才激勵或辦學質量評價的重要依據。如論文是學術成果的重要呈現形式，也是科研工作知識產出的基本載體﹔各類合理合規的稱號與頭銜能有效激勵和聚集卓越人才。這些評價維度的設立，本質上是特定歷史情境下為規范科研質量、提高教育水平所做出的制度化回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政策慣性的加劇，逐漸脫離了其初始目的，被指標化、僵化、絕對化，造成教育評價的異化。

內向超越旨在抑制“五唯”的僭越。這並不意味著對現有指標體系的全盤否定，而是在認識各維度合理性的基礎上，重建評價的功能邊界。如破除“唯論文”傾向並不是評價時不看論文，而是不單純以論文論“英雄”，尤其是不簡單地以論文數量或者論文發表的刊物層次作為僵化的評價標准。再如破除“唯帽子”傾向，就是要破除“帽子”與經濟待遇和資源分配直接綁定的簡單粗暴做法，重申“帽子”的榮譽本質與示范引導價值，促使各類人才真正發揮在團隊建設、人才培養中的引領作用。

內向超越不隻關乎評價體系的運作方式，更牽涉其背后所嵌套的制度邏輯。當論文數量與經費挂鉤、當“帽子”與資源分配緊密綁定，“五唯”的問題就不再是某一標准尺度“獨大”的問題，而是標准本身與資源分配機制綁定。這種結構性問題的解決，不能僅靠定點突破，更要從系統設計上為評價尺度去行政化、去功利化，使其從獎懲制度與資源配置的中樞地帶適度抽離，回歸教育“立德樹人”、學術“天下公器”的初心使命。

內向超越不僅是教育評價方式的調整，更是評價理念的重建與評價制度的自省：任何評價維度的設置都無法替代對教育本質的深刻理解。“破五唯”的關鍵不在於破除原有的五個評價維度，而在於以回歸教育評價原點和初心的立場，厘清各評價維度的合理邊界，抑制其制度性膨脹與功能性僭越。

平行超越：拓寬評價的合理維度

評價體系的失衡不僅僅是由於個別維度的膨脹，更關鍵的問題是整體結構缺乏足夠的開放性與擴展度，這使得教育評價長期封閉在少數容易辨識、便於操作的有限指標之中，導致內部秩序趨於固化，同時阻礙其他合理的評價標准和維度的介入。

平行超越旨在拓寬評價的其他合理維度，構建更為開放的評價空間。它並不否定或簡單替代原有合理的評價指標，而是通過結構性拓展，為現有評價體系注入尚未被充分表達但同樣重要的新的評價維度，防止舊有維度被簡化為評價的全部，進而整體提升評價體系的包容度。隨著教育評價改革的深入，文化傳承、社會服務、學生體驗、公共責任、育人質量、組織治理、學術生態等價值維度得到凸顯。這些維度的引入，不僅有助於重構評價體系的內在張力，還有助於推動教育回歸完整、立體、豐富樣態。如確立“立德樹人”為新的評價維度，促使高校聚焦育人導向與機制建設，強化教師對學生發展與能力增值的關注，可以重申學校教育的育人本位。又如強調“創新指數”“貢獻指數”為新的學術評價維度，有助於衡量高校在前沿領域創新、全球標准制定與國際治理中的能力，彰顯其提出“中國方案”的潛力，以打破“五唯”邏輯下的教育評價慣性。

平行超越不僅是評價維度的結構性拓展，更是重新理解教育本質、教育評價本質的價值澄清契機，它推動教育評價從“封閉控制”邁向“開放生成”。前者將評價作為劃界工具，用以區分優劣、分配資源，后者則將其理解成一種具有動態生成性的開放系統而非靜態的判別標准集合。此種邏輯轉向，意在促使教育評價體系擺脫權力集中與資源壟斷的工具角色，逐步演化為支持個性發展、回應社會關切、維護教育生態多樣性的平台。

外向超越：尋找更高的教育價值

相比於內向超越對指標膨脹的反思、平行超越對維度拓展的結構性回應，外向超越則關涉更為根本的反思：教育評價的根本目的是什麼？其存在服務於何種教育理念？它導向何種教育願景？在破“五唯”的評價改革語境下，如果沒有對教育初心使命的重新追問與確立，任何操作性調整都可能流於“新瓶裝舊酒”的無效循環。因此，外向超越旨在從“評價指標的糾偏”走向“評價邏輯的超越”，即回歸教育的本體價值，以更高的使命和願景超越“五唯”頑瘴痼疾。

“五唯”問題之所以根深蒂固，表面上是評價的具體操作存在路徑依賴，本質上則是由於績效主義和功利主義邏輯。該邏輯視“效率”“成果”“可見產出”為核心價值，將教育評價引向可量化、可比較、可排序，逐步削弱其作為育人過程、文明延續與社會責任承載體的存在意義。更加隱蔽的危害在於，這種邏輯往往伴隨著教育治理中的短視主義傾向，片面追求即時成效與階段成果，忽視教育本身具有的長期性、深層性與生成性特質。在短視主義主導之下的教育評價往往更看重立竿見影的量化指標，對於知識的沉澱、人格的養成、社會責任的培育等深遠目標缺乏足夠的關心和耐心，會誘使教育活動被迫迎合短期目標，還可能造成高校和教師喪失超越性追求，從而犧牲教育應有的長遠性關懷。

外向超越嘗試在價值錯位與制度困境中提出方向性回應。它將問題的出現歸因於教育的存在論命題，主張從“如何更高效地管理教育”轉向對“教育為何存在”的本源性追問。這一追問不僅是哲學命題，更深刻關聯著教育評價有無能力和意識有效回應人類共同命運、國家戰略目標與個體完整成長的大問題。

從高校應培養何種人才，到制度應支持何種評價邏輯，外向超越旨在尋找更高的教育價值，呼喚教育評價觀念的整體轉向。教育評價改革不應止步於“做得更快”或“算得更准”，更應回答“是否忠於教育初心使命”這一問題。若評價改革繼續在績效邏輯之內兜兜轉轉，則不僅難以破除“舊唯”，反而還有制造“新唯”的風險。唯有回應“教育為何存在”“評價為何存在”的根本問題，教育評價才能在指標競爭中守住育人初心，燭照個體成長，守護公共價值。

教育評價破“五唯”應堅持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向貫通改革。在底層，要釋放更多改革空間，鼓勵學校與地方教育行政系統開展自主探索和制度創新，支持多樣路徑的改革實踐，通過發現和培育具有示范性的典型經驗，推動其在更大范圍內有效擴展。在頂層，需克制指標主導的治理理念，盡量減少對高校和學科的評價性干預，壓縮不必要的評價層級，降低無效競爭與制度內卷的風險，營造更為寬鬆、理性與信任的育人環境。通過底層創新與頂層引導的良性互動，回歸“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教育初心。

（作者：孫元濤 呂雪晗，分別系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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