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媽媽在外面工作，常常照顧不到你。但一空下來，總是很想你。你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

“媽媽，我最近學習和生活遇到了一點困難。但有老師的幫助，我一定能克服！您在外要注意身體，我也很想您！”

在江西省上饒市弋陽縣育才學校的教室裡，一場特殊的線上家長會正在召開。借助視頻連線，幾名同學通過教室大屏幕和在外地打工的父母實現了“面對面”，並分享了各自的近況。

在這所70%左右學生都是留守兒童的學校，每個班每周都會為孩子們舉行這樣的線上家長會。“這不僅能讓家長了解學校的工作和孩子的學習生活情況，也能讓孩子們更加理解父母工作的不易，更有利於促進家校社協同育人。”弋陽縣教體局黨委委員周立軍表示。

學校是教書育人的主陣地。學校的態度和做法，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家校社能否形成合力、共同營造良好育人生態。在近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的《家校社協同育人“教聯體”工作方案》中，也明確提出學校應承擔主導作用。當前，學校在主導家校社協同的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和難點？應如何以“教聯體”建設為抓手，努力彌合這些鴻溝，構建更加和諧的育人生態？

厘清家校教育邊界，完善溝通方式

晚上10點多，結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教師吳潔正准備休息，卻突然接到學生家長的電話。她擔心學生出了什麼事，馬上接聽。然而當聽完電話裡家長的講述，她很是無奈：“夫妻倆為了爭平時誰陪孩子多而吵了起來，這需要半夜找老師當裁判嗎？”

另一邊，家長張麗則被孩子班主任的態度氣得夠嗆。原來，她的兒子上初中后就產生了厭學情緒，已經幾個月不去學校了。“我跟班主任說了好幾次，想請她來家訪，一起幫孩子想想辦法。但每次她都說最近太忙、沒時間。沒辦法，我們隻好直接找校長投訴，這才等到年級主任帶著班主任來家訪。也不知道班主任以后會不會給孩子‘穿小鞋’。”張麗嘆氣道。

一邊是教師抱怨家長把本該屬於家庭的責任甩給學校和教師，另一邊是家長“吐槽”學校和老師沒承擔起應有的責任。雙方各執一詞、互不滿意，這個問題在當前家校協同中普遍存在。

“當下許多家校矛盾，都是因為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邊界不夠清晰導致的。比如，學校有對家長進行家庭教育指導的職責，這基本上已經成為共識。但落到現實中，哪一部分歸學校和老師管，哪一部分屬於家庭教育范疇，目前還缺少明確的界定。因此，無論是政策法規層面，還是實際操作層面，都應該盡快厘清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各自的職責和邊界。”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楊雄表示。

與家校教育邊界不清相伴的，是學校管理者、教師在處理家校關系能力方面的欠缺。“比如，一些年輕教師自己還未組建家庭，對當下家長、孩子的普遍困惑與訴求並不了解，缺乏和家長溝通的經驗。當遇到原本並不嚴重的家校沖突時，往往會十分被動地應對處置，以致被家長投訴，致使家校間的互信被削弱。”楊雄認為。

當前家校溝通的方式也亟待完善。北京市順義區家庭教育指導專家朱煦指出，雖然近年來越來越多學校建立了各級家委會、家長學校等家校溝通機制，家長會、家訪等也普遍開展，但有的在實際執行中卻“變了味”。“比如家委會成員往往和老師的關系較好，導致原本有監督職能的家委會變成‘第二班會’﹔作為優良傳統的家訪，在有些老師那裡變成了‘計件任務’，甚至還要輔之以津貼補助才能落實，家訪的家校溝通作用被嚴重削弱。因此，學校應該盡快摒棄形式主義，通過真正有效的家校溝通方式加強溝通、建立信任。”

明確社會機構教育職責，暢通常態化協同渠道

“當前，學校和家庭之間的協同共育已經有了較多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相比而言，學校與作為‘實踐大課堂’的社會之間的協同互動就少得多。”北京師范大學京師特聘教授薛二勇告訴記者。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康麗穎的一項調查佐証了以上觀點。她發現，家校社協同育人各有資源優勢，但資源利用多處於零散狀態，缺乏整合，不同主體間的資源互用仍存在障礙。“調研發現，在三方協同中，社會的參與度最低，有三成以上社會組織受訪者認為沒有必要。”

對此，薛二勇表示：“社會協同涉及的主體很多，比如街道，博物館、科技館等場館，高校，醫療單位，企業等等。當前校社協同存在的首要問題，就是不同社會機構在協同育人中承擔的教育功能不明確，這直接影響到雙方合作的意願和行動。”

北京市十一學校教師楊小斌觀察到，目前校社協同比較常見的方式有三種：“一是專家學者進校園開展講座，二是學生去相關社會機構參觀調研，三是學生參加研學和實踐活動。”

楊小斌指出，不同學校佔有社會資源的情況各不相同，存在比較明顯的兩極分化。“一般來說，頭部學校經常能引入比較優質的社會資源，但是其他學校，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學校能借助的社會資源就比較匱乏。”

一位不願具名的教師告訴記者，即便自己身處本地“名校”，但想要開展一些校社共育的活動，更多時候還是得依靠個人關系或者學生家長的資源。

“目前，學校還缺少與社會機構之間常態化的溝通渠道。即便建立了聯系，也多是單次性的。”薛二勇說，“此外，學校和社會機構之間的合作缺少有效的監測評價機制，導致雙方合作動力不足、效果欠佳。”

朱煦特別指出，當前在中小學生中較為突出的心理健康和校園安全問題，也需要學校加強與社會各界的協同。

“中小學生心理健康支持涉及心理問題篩查、咨詢、疾病識別與診斷、后續干預與治療等多個環節，僅靠中小學心理教師顯然無法承擔。但是當前，中小學與醫療機構、高校心理學院系、社會心理咨詢機構之間並未建立起順暢的轉介機制。”朱煦說。

提高教師協同育人能力，做實校社合作效果評價

“要提升家校社育人效果，學校就要以‘教聯體’建設為抓手，從加強館校協同、醫教互促、體教互融、家校互動、社教同頻、警校同步等多個方面，積極構建學校與家庭、社會機構之間穩定長效的溝通渠道和合作機制，確保信息流通順暢，促進各方之間有效協作。”薛二勇表示。

“學校工作的當務之急，就是營造家校社友好合作的濃厚氛圍。”江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吳重涵呼吁，“這項工作太重要了！人與人之間隻要關系和諧、彼此理解，凡事就有了溝通和解決的可能。”

吳重涵建議，學校在完善現有的家委會、家長學校、家訪等家校溝通機制的同時，可以開展一些有助於增進相互理解、讓家校關系更加融洽的活動，比如親子運動會、親子閱讀日等。“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活動不僅要從學校層面設計開展，更要將其下沉落實到每位班主任和任課教師。”吳重涵說。

楊雄認為，可以通過開展培訓持續增強教師協同育人的勝任力。他告訴記者，2020年以來，上海開展了為每一位中小學生配備一名導師的“全員導師制”育人探索。“連續幾年，我都作為指導專家為上海中小學教師進行家校社協同育人能力的培訓。參與培訓的教師大多反饋，自己應對實際問題的能力得到了提升。”

朱煦針對校社協同中存在的具體問題提出建議：“在加強館校協同方面，有條件的學校可以設立館校協同專員（可兼職），持久積累科技館、博物館等場館資源，同時可邀請場館工作人員成為學校的‘外援’，與學校教師共同開展研學課程設計與研討﹔針對學生心理問題，要盡快與周邊醫療機構建立醫校互促協同機制，有摸排，有會診，有普及，有干預，通過一段時間的數據積累，形成學校的學生健康檔案﹔在促進社教同頻方面，學校要積極與周邊的社會單位建立共建機制，與社區共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站點﹔在加強校園安全方面，學校要通過警校協同，提升在糾紛化解、應急處置、信息通報等方面的能力，並邀請公安、消防人員進校園開展形式多樣的宣講活動。”

“要通過資源配置和評價改革來推動家校社協同育人工作。有關部門應在現有的生均經費和公用經費基礎上，設立專門針對家校社協作的專項經費和支持項目﹔在對學校的評價考核中，增加全面發展的評價維度和對多主體協同育人效果的評估，將有關負責人的績效考核與評價結果挂鉤，以此促使學校積極開展家校社協作，推動形成高質量的協同育人體系。”薛二勇建議。

（文中吳潔、張麗為化名）

（記者 唐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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