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針指向22時。已埋首5個多小時的北京大學博士生吳星潼，讀完了《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的最后一頁。心潮澎湃的她走到窗邊，抬頭望向滿天星斗。

滿天星斗，正是該書作者蘇秉琦六十年考古、半世紀傳薪的生動寫照。

蘇秉琦，1909年10月生，新中國考古學主要奠基人、考古學“中國學派”倡導者、北京大學考古學科創辦人之一。學術生涯裡，他創新性提出區系類型學說，認為中原地區只是中華文明獨立發生發展但又互相影響的中華文明六大區系之一，並將新石器時期的中華文明狀態傳神地描述為“滿天星斗”。

“秉琦先生提出的文明觀——中華文明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斗’，是運用唯物辯証法分析中國考古實際的深化。”他的學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郭大順說。

篳路藍縷、青燈黃卷，撥開歷史塵煙﹔一鍬一鏟、一擔一籃，叩問緘默大地。1997年，蘇秉琦逝世。但他的學說與精神，仿若中國考古學史上灼灼耀耀的“星斗”，始終指引后來人。畢生傾情教壇，為國培育棟梁，他的學生們，也在今日的學術科研星空中光芒閃耀，一如星斗。

星斗之光傾洒大地、無問東西，猶如先生育人極盡熱誠，毫無門戶之見。

20世紀50年代末，蘇秉琦每周三去北大，常在未名湖北面的健齋休息。當時，嚴文明等一批年輕人常去請教，蘇秉琦總是耐心指導、循循善誘。“各地考古人員來北京，多喜歡去看望蘇先生，因為先生對所有找他的人從來一視同仁、坦誠以待，是大家公認的好導師。”多年后已成為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的嚴文明說。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陳振裕，是蘇秉琦親自授課的最后一批本科生。他回憶：“先生從不搞門戶派系，而是胸懷五湖四海，對素不相識的青年也一樣熱情接待、親切交談。先生的辦公室和家裡，經常有人上門求教。”

20世紀80年代，湘潭大學教授易漫白想提高自己考古教學的質量卻不得要領，便壯著膽子帶著3名年輕教師來到蘇秉琦家中求助。面對遠道而來的求學者，蘇秉琦連續四五天，每天下午講幾個小時課。易漫白事后才知道，那時先生患上了帶狀疱疹，疼痛難忍，卻不曾透露絲毫。

“他愛學生。有時候，我甚至感覺這種愛超過了對自己孩子的愛。”蘇秉琦長子蘇愷之感慨。20世紀60年代，蘇秉琦家裡買了一台14寸黑白電視機，這在當時可是稀罕物件，每到周末，總有不少學生來家裡看電視、聊天。蘇秉琦十分歡迎，總是一臉和悅地和他們談學術、嘮家常。

“學生就是我的耳朵、我的眼睛。我成就了學生，就等於成就了自己。”蘇秉琦說。

學生愛他、敬重他。有很多學生曾說，在他們心裡，已經把先生當作父親了。

1984年，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從美國訪問回來，特地用省吃儉用結余下的生活費給先生買了一口電飯鍋，希望老兩口吃得方便些。

2013年，蘇愷之去吉林大學拜會時任文學院副院長的趙賓福，發現在趙賓福辦公室的醒目位置，挂著父親1988年參加他碩士學位論文答辯時的合影。

星斗之光深邃遼遠、奧妙無窮，猶如先生治學嚴謹勤勉，深深影響一代代學子。

1965年，蘇秉琦發表《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一文，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的一篇劃時代巨作”。西北大學校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原院長孫慶偉認為，先生對仰韶文化的突破性認識，固然得益於他對陝西華縣泉護村出土材料的系統整理，也得益於他對類型學方法爐火純青的運用，但最為關鍵的，是他對該項研究意義的清楚定位，即通過對仰韶文化的研究，“使探索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起源向前邁進一步”。

這是蘇秉琦個人的“頓悟”，也是中國考古學界的“頓悟”。孫慶偉說：“從1934年在斗雞台初涉考古，到1965年的這番‘頓悟’，先生所悟出的，正是考古學著史之道。隻有通過對不同區域古文化的分子水平研究，考古學才能寫出有血有肉的歷史，才能真正完成從‘為考古而考古’到‘為歷史而考古’的升華。”

考古學科極重視野外實習。蘇秉琦將培養田野考古人才作為重要目標，凡能參與的，他一定前往。

帶隊實習，蘇秉琦屢屢展露自己“摸陶片”的絕活兒——從野外實習現場的眾多陶片中，精准挑出四類八種，又很快排出演化序列。學生們直呼“神了”，潛移默化中改變了一些學生輕視“摸陶片”、不重基本功的偏見。

星斗之光深情恆久、照人前行，猶如先生為人民治學、為祖國奉獻，不慕虛名，不改初心。

蘇愷之回憶，父親第一次委派他“做大人的事”，便是去買1950年2月16日出版的《進步日報》。那一天，蘇秉琦專門寫了短信，並將其和報紙一同寄給各地友人。

“報上登的是父親寫的一篇短文，《如何使考古工作成為人民的事業》。13歲的我有些疑惑，父親早已出了那麼多成果，一篇小文章登報，怎會那麼高興？”長大后，蘇愷之才明白，這篇小文，飽含著父親多年來對新中國考古事業蓬勃發展的憧憬，答案全在“人民的事業”五個字上。

這篇文章，被一些學者看作是開展考古大眾化工作的經典之作。

20世紀90年代，步入暮年的蘇秉琦全身心投入“重建中國史前史”，身體力行詮釋著“世界的中國”與“最大的文章”。他對學科使命的理解也更加深刻：“考古原應回歸它的創造者——人民，這是它的從業者的天職。”

1994年，85歲的蘇秉琦在回顧一生學術道路時，發出“六十年圓一夢”的感慨——把考古學建設成人民大眾的、真正科學的學科。

於學術孜孜以求，於名利卻淡泊處之。

蘇秉琦一生不重官銜，除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外，未擔任任何社會職務，被學生們親切地稱為“布衣教授”﹔更不喜在電視上露面、自許“不是社會名流”。從不刻意追求“著述等身”的他，成果質量很高，如恆星高懸，光輝萬丈。

“蘇秉琦先生對考古學、古史研究的貢獻不是在一個‘點’上的突破，也不是在一個‘面’上的成功，而是貢獻了一整個全新的古史架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員邵望平說。

“談論中國考古學的未來，不能不講蘇秉琦教授。今后中國考古學的進步，其實是在他止步的地方，繼續向前走。”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說。

當年春風仍在，依舊煦拂四方。滿天星斗，在穹隆深處熠熠閃亮，在學術星空永世流光。

（記者 晉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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