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雲南紅河哈尼梯田。 記者 劉莉攝

山間的雲霧忽然散開，灌滿水的層層梯田在正午的陽光下猶如一面面晶瑩的鏡子，在山坡徐徐鋪開。這裡是全國首個“雙遺產”地（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世界文化遺產）雲南紅河哈尼梯田的核心區域，有著1300年歷史的古老梯田正吸引著世界各國的游客。

截至目前，我國已有22個傳統農業系統被聯合國糧農組織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12月初在雲南省元陽縣召開的第七屆全國農業文化遺產大會上，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所研究員、中國農學會農業文化遺產分會主任委員閔慶文告訴記者，對它們的保護和傳承並不容易，農業文化遺產價值的科學解讀、發掘與保護亟須科技支撐，而且需要多學科共同發力。

“活態”遺產保護更難

踩著擁有百年歷史的石頭路一直下行，兩邊是茂密的樹林和哈尼族民居——蘑菇屋。蘑菇屋的所在地阿者科村在哈尼語中是“滑竹成片的地方”。這個有著65戶人家的村子體現著典型的哈尼梯田形制：森林在上、村庄居中、梯田在下，水系自上而下流過村庄流到梯田，再通過雲霧雨水循環回到森林。古人適應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智慧在這裡清晰可見。農業文化遺產要保護的正是這一整套古老的農業生產系統。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聯合國糧農組織2002年發起的一個倡議，在世界范圍內選擇符合條件的傳統農業系統進行動態保護與示范，並運用其中的知識和經驗應對當今農業與農村發展不可持續的問題。“與其他遺產不同，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面臨更大挑戰，因為它是系統的、活態的。”中國農業博物館研究員曹幸穗告訴科技日報記者，比如古建筑，完整保存建筑本身就是保護，但梯田必須在原有生態環境下，有人以傳統方式耕種、持續產出農產品，它才算被保護下來。它之所以成為農業文化遺產，並不是因為其自然景觀，更重要的是其古老的農耕方式，及它背后體現的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26個國家的86個項目被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2013年至今，農業農村部先后發布7批188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研究力量逐漸壯大

12月2日晚12時，一場年輕人的學術聚會還在進行中。他們被閔慶文稱為“未來保護與發展最為倚重的人”。全國農業文化遺產大會已是第二次為研究生專門開設論壇。越來越多來自不同研究機構、不同專業的年輕人把研究方向放在了農業文化遺產上。

我國農業文化遺產研究起步於2005年，與國際相關領域研究同步。經過近20年的發展，在這個全新領域，我國科學家的研究水平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中國農學會農業文化遺產分會秘書長劉某承明顯感到，這些年我國農業文化遺產研究力量逐漸壯大。2005年剛起步時，我國從事農業文化遺產研究的隻有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所等三四家研究機構，但今年在層層篩選之后來參加此次大會的就有39家科研院所和高校。

因為與生態保護、鄉村振興、文化傳承等都息息相關，十幾年來，農業文化遺產的社會關注度越來越高。我國相關科研項目、成果都逐年增多。相關研究逐漸深入，相繼引入無人機、大數據、大模型等手段和方法，研究也從定性的特征分析走向定量的價值評估，從影響因素相關性分析走向響應機理探索，從單個系統的結構過程功能走向社會生態系統的韌性與恢復力。截至2023年6月，以“農業文化遺產”為關鍵詞或主題發表的中文論文1008篇、英文論文618篇。

我國農業文化遺產人才培養工作也邁上新台階。中國科學院大學、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等多年來有不少碩士生和博士生將農業文化遺產選為研究方向。據統計，2007年—2023年，全國依托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的已有100余人。2021年，經教育部批准，南京農業大學新增“文化遺產”本科專業，重點培養從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復合應用型人才。

保護亟待研究牽引

中央民族大學生命與環境科學院教授龍春林在遺產地考察中，特別關注外來入侵物種。這些被當作景觀引進的植物看起來很漂亮，但卻會給遺產地生態系統帶來破壞。這是遺產地保護缺乏系統研究的一個例証。

近年來，各地對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熱情高漲。但閔慶文也發現了一些異化和走樣的現象。比如一些地方已經出現“名特產品”現象，把農業文化遺產簡單理解為名特產品。或是忽略農業文化遺產的系統性與活態性，將其簡單理解為傳統加工技藝的“農業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都是因為對農業文化遺產‘系統’和‘活態’特征認識不足。”閔慶文說。隨著自然條件變化、社會經濟發展、消費需求升級、科學技術進步，我們要保護的肯定不會是系統的全部。我們要研究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機制，確定保護的關鍵要素與核心范圍。隻有將農業文化遺產的核心理念和生物、技術、文化基因保護下來並與現代科學技術、管理理念相結合，才能進行有效的保護和傳承。

科學保護的前提是對農業文化遺產地開展多學科的系統研究。在審閱文本、開會交流中，閔慶文經常發現，申報文本與保護規劃雷同，甚至簡單照搬現象十分嚴重，關於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解讀不嚴謹、不深入，保護與發展規劃編制沒有針對性、缺乏可操作性。一些地方有“重申報、輕管理”、過分重視“拿牌子”的短期行為現象，科研工作中也存在著缺乏多學科深入研究、缺乏長期跟蹤研究的現象。閔慶文說：“農業文化遺產及其保護中的不同科學問題需要不同專業領域專家的深入研究，一個地方農業文化遺產的發掘與申報需要多學科專家組成的綜合性團隊的協同努力，一個農業文化遺產項目的保護與發展需要不同領域科學家團隊的長期跟蹤和支持。”

一些遺產地已經開始了機制探索。浙江青田幾年前就與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所聯合建立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青田研究中心”，與浙江大學共建了博士生科研基地。浙江湖州建立了首個“農業文化遺產院士專家工作站”。今年北京市門頭溝區建立起“農業文化遺產聯席會議制度”，成員除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外，還特別加入了12人的農業文化遺產專家指導團隊。2018年起，阿者科村在中山大學保繼剛教授團隊指導下開始實施“阿者科計劃”，讓村民從古村落和梯田耕種方式的保護中增加收入。僅今年1月以來，村裡就接待游客5.65萬人，村民年均收入從2018年不足3000元漲到如今的1.5萬元。

“農業文化遺產不僅是歷史的，還是現代的，更是未來的。隻有多學科共同發力，才能讓農業文化遺產火起來。”閔慶文說。（記者 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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