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圖片

光明圖片

【教育透視】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是當前的頭等大事。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教育能做些什麼？反思教育，我們又該補足什麼？深入思考，也許更有助於我們直抵教育的本質，完成教育的使命。

1.成年人教育也許比未成年人教育更緊迫

疫情拷問並檢驗的是國民素質。良好的教育，應該提升全體國民的文明素養。對人對事的文明言行、個人良好的衛生習慣、遵守公共秩序與規則、互幫互助相互尊重的社會風氣……所有這一切代表國民文明程度的素養，都來源於教育、鞏固於生活。

因而，必須以正確的科學、歷史與文明的觀念祛除大眾生活和意識中愚昧、無知。也因此，我們要相當重視構建完善的包括成人教育、老年教育、學校教育在內的終身教育體系。這對於全面提升整體國民文明程度與素質，意義重大。

2.提升公共理性和國民素質教育

在疫情發展過程中，最應引起教育者重視的是國民公共理性的不足。公共理性是國民理性能力與道德能力的有機統一，其目標是公共善，這種理性能力的發展必須在教育過程中持續展開，並形成個人習慣與社會習慣，才能形成有效的規范。這也是教育的難點所在。

福爾格姆描繪了諸多已經在幼兒園學過和養成了的人生中最重要的道理與習慣，涉及公共理性的便包括：與人分享﹔公平游戲﹔不打人﹔不拿別人的東西﹔傷害了別人，要賠禮道歉……

但為何這些習慣在離開幼兒園后會逐漸丟失呢？原因在於：教育所生成的習慣是靜態的，而日常生活則是動態的。這意味著在行為習慣初步養成之后，延續的教育過程必須以理性、情感與意志的能力去充實、鞏固、提升這些習慣，使其展露出更高階的形態，並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成為品性。隻有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反復引導、強化，才能進一步鞏固教育賦予人的良好行為，從而形成良好習慣。

那麼，疫情中反映出的需要教育界加以重點發展的公共理性習慣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遵守社會規則的行為習慣。人是追求目的的動物，也是遵循規則的動物，社會規則是公共生活的前提。隔離防控中的某些規則如戴口罩，是新要求，日常衛生習慣再好的人一般也沒有戴口罩的習慣。但大家為什麼必須迅速遵守？因為受教育者具有對於規則的判斷與鑒別能力——在防疫期間，“戴口罩”顯然是合理、科學、有效的措施，還是一種自我保護的狀態。那麼，由此而來，社會規則中比如交通秩序、垃圾分類、遵守公德等等社會性行為規則，也應當成為日常生活和日常教育的必需內容，以養成良好習慣。畢竟，不能讓疫情、災害一次次成為觸發教育的原動力。我們也可以判斷出哪些社會規則是合理、科學、文明的，並在學校教育和自我教育中堅持，使之成為自己的行為規范、文明習慣。

同情與尊重的習慣。當衛健委官宣“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疾病、是病毒，而不是武漢人”時，我們也看到或耳聞在我們社會的一些角落，出現了非理性地恐懼與排斥武漢人的行為。喪失同情心與蔑視人類共同尊嚴感的社會，將是一個冷漠的社會。同理，之前不斷出現的“不敢攙扶摔倒老人”的社會現象，也在強力地警告我們：一個沒有溫度與民間真情的社會，是可怕的，也是我們教育者必須直視而無法回避，並必須在每個學校、每個教育者、每次教育行為中給予糾正的。其實，伴隨著幼兒成長的同情心，是寶貴的，我們教育者和全社會需要重建這樣的寶貴習慣。

應急的行為習慣。這是最不像習慣的習慣，因為人不可能總經歷各種特殊情況，在學校接受的如火災、地震等各種應急訓練在生活中也未必能得到實際應用。久而久之，所謂的應急成為了擺設、口號、標語。但是，這次疫情提醒我們所有人尤其是教育者：應急行為習慣的養成，必須成為日常的堅持，並通過對各種問題的實際解決來訓練師生包括社會大眾的實際意識和能力。這些表現為人的綜合素質的反應速度、知識結構、現場判斷、應急創造性能力，來自於日常的培養，學校教育應該堅持對這種能力的培養，而培養這種能力就是育人。

理性愛國的行為習慣。在隔離防控疫情時期，那些隱瞞個人情況四處行走的人，連簡單的“自我隔離”都做不到，何敢奢望他們在國家需要時挺身而出。因為，雖然他們在上學時肯定接受過愛國主義教育，但在關鍵時刻，卻將個體利益與好惡擺在公共利益之上，並沒有考慮到可能給社區與社會帶來的潛在風險。而在防疫關鍵時期，歧視外地人甚至仇外的言論，與真正的愛國相去甚遠。事實上，對國家的認同與熱愛有其朴素理性的一面，能體現在日常的方方面面，也體現在教育的方方面面——隻要做有利於國家和公共利益的事，便體現著對國家的愛﹔學校更要引導鼓勵年輕學生進而影響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中表達理性的愛國之心。

3.教育培養良好習慣就是成功育人

疫情下的社會萬象也迫使教育者去冷靜思考：眾多行為習慣的養成，哪些習慣更具有奠基性？更具有持續效應和生產能力？更有利於個人成長與社會發展的統一？我想，誠實而有堅持的教育者會做出以下選擇：

運動的習慣。如今常把“德智體美勞”作為培養人的全面發展的標准，而立足於當前的學校教育的現實，筆者以為體育運動的習慣還需要全面展開和堅持。我國著名學者王國維曾將人之能力分為內外兩種：一為身體之能力，一為精神之能力﹔而精神之中又分為三部：智力、感情及意志。如果教育可以分為身體教育與精神教育，而精神教育（心育）則又含智育、德育與美育的話，在邏輯上，體育先於后者。從人類學來看，人的內在生存能力較之於其他動物而言要弱，強大的外在生存能力，也就是根基於體能鍛煉的諸多能力就成為人的重要依靠，運動習慣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從親歷經驗來看，自SARS到現在的新型冠狀病毒，個人自身的體質與免疫力是生命的重要的也是最后的屏障。因而，學校教育一定要重視學生的運動習慣養成。要明確一點：重視體育運動，鑄就強健體魄，是教育的奠基性任務。但遺憾的是，當前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普遍還沒有幫助孩子們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希望疫情過后，家校攜手堅持體育運動教育，能從力量、速度、彈跳、靈敏、耐力等基本運動素養角度幫助孩子們養成運動的習慣，從而履行基本的教育責任。

堅持讀書的習慣。隔離期間，幼兒園的小朋友對著窗戶外的世界大聲宣泄：“我想出去玩”——他們實在太無聊了！但對於能讀書的孩子來講，假若他們處於這樣一種狀態：怎麼會沒有事干？不是可以讀書嗎？那便是一種值得祝賀與慶幸的狀態。即便在隔離狀態下，隻要孩子們能做到兩件事：運動與閱讀，那麼，教育之火便在熊熊燃燒。此時，我們需要擔心的可能是：家裡有多少書可以供孩子讀？希望這不是一個讓家長難堪的問題。也許家長會說：沒有問題，有大量的電子書呢！但我希望我們能引導學生走出伴隨電子化閱讀的“碎片化閱讀”困境，我建議還是要在此后的教育中鼓勵引導孩子們捧起紙質書來讀，引導他們致力於在讀書中構建知識與思考結合的結構化能力。當然，讀書的目的，更是為了培養學生們經國治世的家國情懷，成為良好教育熏陶的讀書人、文化人，心系國家與民生。

自學的習慣。“教”與“學”之間的關系是教育中的基本關系。“學”分兩種：其一為“干預的學”，即教育﹔其二為“自發的學”，即純粹的學習。良好的“教育”則是讓“干預的學”與“自發的學”統一於“自覺的學”。而此時的教育就實現了其最高追求——教育即自我教育。人工智能專家溫斯特於20世紀80年代在研究機器學習時曾把機器學習分為由低到高的四個等階：根據被編制的程序而學習、根據指示而學習、根據觀察樣品而學習、根據發現而學習。機器學習一直在尋求邁向更高位階的人類學習，最近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便在於實現了從“根據指示而學習”到“根據觀察樣品而學習”的進階。

但是，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們教育界對於學習的引導，卻似乎正好與當前的機器學習相反——學校教育並不太注重基於本能的發現、模仿學習，而過多強調“根據指示而學習”。

那麼，抗疫期間的反思可以讓我們教育界有機會正本清源。葉聖陶先生曾指出：“假如在校時候常被引導向自學方向前進，學生有福了，他們一輩子得到無限的受用。”因為在真正的教育者看來，賦予學生受用終生的自學習慣與能力，便是好的教育。

尊重他人的習慣。“教育”一詞，在西方的詞源學分析中，其基本意思是“往外帶領”，有兩層基本含義：其一，將內在的東西帶出﹔其二是將人引導到其自身之外。因而，教育不僅要引導出個體內在的德與善，也要將人帶出其自身，面向共同的人類世界，並在與他人的相遇與交往中實現自我建構。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孔子學說的核心范疇“從人從二”的“仁”是異曲同工的。孔夫子“仁”的實質，在於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系，這是孔子的基本觀念（實質上也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其他諸如自由、秩序、正義等問題均緣出於此）。它構成了我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出發點：人己關系——“仁者，愛人”“愛人”的基本要求為“忠恕”：“忠”是對自我的要求，即自我的“真”“誠”﹔而“恕”指向的是他者，即對親人的“孝”“悌”和對他人的“各正性命”。

因而，教育既要指向“自我”也要指向“他人”，並在具體的社會交往關系中成為仁者。面對疫情，恐慌、盲從等行為與心態所反映出的不僅僅是無知，更是同情心、尊嚴感、秩序感、正義感、責任感、使命感等一系列良好行為習慣的缺失，也正是我們當前教育界要極力反思並力行補缺的所在。

面向學生的學校教育與面向大眾的社會教育，共同培養國民大眾良好的行為習慣，將獲得社會、個人、教育的真正成功。

（作者：蔡春，系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