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村孩子的回家路

　　創辦25年照顧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太陽村創辦人希望孩子們都能回歸家庭

　　7月26日，午休后，太陽村的孩子集合准備上自習課。A08-A09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太陽村的孩子在宿舍午休。

　　午飯時間，太陽村的孩子排隊打飯。

　　下午，太陽村的孩子上自習課，由志願者來幫他們輔導功課。

　　11歲，袁磊面臨了人生第一個重要選擇——回家還是留在太陽村。他不去看在一旁哭著央求的媽媽，蹙著眉頭望著窗外，“我願意留在這兒。”袁磊3歲來到北京太陽村。那年，媽媽因長期受到家暴，將丈夫殺死，被判刑8年。像袁磊這樣的“事實孤兒”，全國有50萬。

　　7月中旬，12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從2020年的1月1日起，“事實孤兒”將可獲得政府統一發放的生活補貼、醫療救助及教育保障。這是我國首次就加強“事實孤兒”保障工作出台的專門意見。

　　作為民間力量，開辦了25年的太陽村，給這些孩子提供一個臨時的家。創辦人張淑琴坦言，創辦太陽村的目的就是以后沒有太陽村，希望孩子們都回歸家庭。

　　“特殊孩子”的暑假活動

　　徐越對媽媽的最初印象，是6歲那年去探監，那是她記事后第一次見到媽媽。

　　“根本就不認識，被人介紹這是媽媽。”她遲疑了，站在玻璃的這頭，兩個字含在口裡，叫不出來。

　　徐越11個月大的時候，媽媽出事了。忍受不了長期家暴的母親，殺死了父親。近20年，徐越對母親的認知只是每年探監的幾個小時，以及偶爾的電話和信件。

　　2006年3月，6歲的徐越從湖北被接到了北京太陽村，“跟太陽村去探監，能直接見到人，我們十多個小孩一起去。”

　　太陽村是為服刑人員照顧未成年子女的民間機構，承擔孩子18歲之前的所有開支，每年還會組織孩子探監看望父母。目前，包括北京太陽村在內，全國共有9家這樣的機構。

　　徐越的媽媽在河北某監獄服刑，每次去探監，徐越都會和媽媽一起吃頓餃子，韭菜雞蛋餡的。每年見媽媽，每年都是新的、陌生的媽媽。會面短暫，尚未熟絡，就得離開，鐵閘門在身后緩緩關上，將她和媽媽隔在兩個世界。

　　探監，是太陽村孩子們暑假的“特殊活動”。每年暑假，太陽村會與當地監獄局聯系，為孩子們提供與父母見面的機會。這是在父母收監后，為數不多的會面。探監是父母的節日，利於他們在獄中改造，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填補父母與孩子之間的空白。

　　今年夏天，太陽村的第一批孩子是去湖北探監。剛返回太陽村的上午，他們還回味著這趟短暫旅行帶給他們的“余溫”。

　　豆豆還沒參加過探監，隻能掰著手指頭倒數，“明天就要見媽媽了。”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我今天就要去見媽媽。”

　　2012年聖誕節，豆豆媽媽張麗和同居男友（豆豆爸爸）起了沖突，爭執中將男友刺死。那年張麗19歲，肚子裡懷著豆豆。

　　“豆豆不到一歲，他媽媽就收監了，一直是我養著。”豆豆姥爺老張告訴記者，養到4歲半養不動了，豆豆就來到了太陽村。

　　25年來，全國各地太陽村幫扶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超過1.6萬名。12歲的盼盼也是其中一員。

　　2011年，盼盼的爸爸因盜竊罪入獄，家裡5兄妹最大的12歲，最小的4歲。媽媽去了廣東打工，80歲的奶奶一人無力撫養5個娃娃。太陽村創辦人張淑琴從山溝溝裡把5兄妹接到了北京，現在哥哥已經長大離開太陽村，姊妹4個還在太陽村。

　　7月底，盼盼去湖北看了爸爸，臨行前，太陽村志願者方奶奶教她和姐姐做了小工藝品送給爸爸。她有一件苦惱的事，偷偷告訴了方奶奶：媽媽打電話訓了她，“再打電話讓我領你們、養你們，我就不和你們聯系了，也不會去看你爸了。”

　　“有的孩子父母跑掉不管了，有的孩子目睹了父母一方殺害另一方。一個孩子爸爸長期家暴，媽媽忍無可忍把爸爸殺了，又追著孩子想跟孩子同歸於盡。被媽媽追著的一幕印在了孩子的腦海，一直無法釋懷。”這些年，張淑琴看了太多這樣的家庭悲劇。

　　在太陽村，大家都是一樣的

　　好在，來了太陽村大家都是一樣的，這裡是他們的庇護所。

　　在這工作多年的蘇老師告訴記者，孩子一開始來到這裡會不適應，害怕別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后來發現大家都一樣，慢慢放下心來。

　　“太陽村是一個集體，大家都一樣，受影響的情況也少。而且在北京上學，同學大概也都知道我們的情況，但不會說，所以不會覺得尷尬。”徐越告訴記者。

　　這是一種無形的默契。

　　初二暑假，不能在北京參加中考的徐越回到湖北老家上學，她忐忑了。“隻有我一個人是這樣的時候，就比較羞於說這件事。我跟同學很少談起家庭和父母，覺得他們還是不知道的好。”

　　他們清楚自己的“不一樣”，日常的許多個瞬間會觸動他們敏感的神經。

　　去春游，食堂偶爾粗心忘記准備便當，背著癟癟的書包﹔和同學一起玩，拍照時沒有手機，隻能在旁邊看著﹔填寫材料，到了父母這一欄，不知如何落筆﹔被不知情的人，不經意間問起爸爸、媽媽，難以啟齒……

　　“孩子們很敏感，他們知道自己的優勢和弱勢，他們有自怨自艾的時候，也有很自豪的時候。”方奶奶說。

　　學生們放學輪流值日，太陽村孩子值日的時候第二天教室格外干淨。“隻有我們值日的時候，教室最干淨”“換季的時候別的小朋友都生病，我們不生病、不嬌氣”。

　　服刑人員子女的身份讓他們從小就比普通孩子更敏感和不安，太陽村是他們抱團取暖的地方。

　　急於擺脫的身份

　　出了太陽村，對“服刑人員子女”的身份，不少孩子仍然諱莫如深。

　　“小一點的孩子不在乎，到了五六年級，就慢慢有了意識。”蘇老師說。這次帶孩子們去襄陽探監是蘇老師帶的隊，“坐火車的時候，一個大點的女孩就跟我說‘蘇叔叔別人問起來能不能不要說是太陽村的’。因為提到太陽村大家都知道是服刑人員的子女，她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2016年，得知從太陽村走出的兩個孩子要結婚了，張淑琴特別開心，特意為女孩買了戒指。

　　婚禮前一天，她接到了兩口子的電話：“張奶奶，您能不能不要來我的婚禮。”張淑琴的心一下子揪起來。“因為我一出席就証明了他的身份，我隻好托我女兒把戒指轉交給他們。”

　　婚禮當晚，張淑琴從微信群看到婚禮現場的照片，熱熱鬧鬧的。她忍不住發了一句話，“有沒有人想起張奶奶”。

　　熱火朝天的群聊戛然而止，不少孩子追問“為什麼不請張奶奶”“張奶奶為什麼不來”，男孩趕緊回復，“張奶奶忙，走不開”。

　　隨即男孩給張淑琴打來電話。“我摁掉了。門外有個大堤，我走到大堤上放聲大哭。”她有些哽咽，“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這些年養育你們，隻想找個角落看你們開心的樣子。”

　　這是張淑琴的心坎，也是孩子的心坎。“我覺得孩子們還是不夠勇敢，社會對他們也不夠寬容。”

　　小峰是少數接納了自己身份的孩子之一。離開兩三年后，他又回到太陽村，負責起接待工作。每每有人到訪，他都會主動介紹，“我叫××，是太陽村長大的孩子。”

　　也正是回太陽村工作，讓他徹底放下了包袱。他發現，身世背景並沒有自己想象的那麼重要。“我幫孩子錄檔案，錄完我就忘了，我選擇不去關注這些。”“長大了見識多了，接觸的孩子多了，和他們一起走到街上，他們一樣可愛的，家庭背景無所謂的。”

　　三成孩子有心理問題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認為，孩子們的父母服刑后，就應該及時對他們進行心理疏導。

　　現實困境是，我國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思想教育、管理和救助等方面的保護，尚無法律依據，尤其對未成年人與服刑父母之間的親子關系問題，幾乎一片空白。

　　2018年媒體報道顯示，一公益組織在福建省18所監獄對有未成年子女的在押服刑人員進行了摸底調查。這些人中，平均每家有一兩個孩子，共計17922個孩子。這些孩子的輟學率達26.9%，三成有心理問題，超過五分之一存在觸犯法律的行為。

　　為了幫助孩子們克服心理負擔，太陽村會反復告訴他們“你們是無辜的”“父母是父母，你們是你們”。

　　但特殊的身份和長年的分離，在這些從小就失去父母陪伴的孩子心裡種下了難以根除的負擔。

　　周秀芝剛出獄的時候遇到了和女兒的親子危機。“她也不叫我，兒子就很擔心‘媽我都擔心你和幺妹兒（的關系）’。請他們吃飯，我走在前面，她走在后面，我到后面，她走在前面。好陌生、好陌生的感覺。”周秀芝抹了抹眼淚。

　　到太陽村工作，成了她拉近和女兒關系的契機。現在女兒回到雲南讀高中，每周都會打電話問太陽村的情況。“幺妹兒打電話就問這裡怎麼樣啊，挺牽挂的。”

　　17歲的阿凱，一頭錫紙燙，初中時當過班長，那是他的“高光時刻”。初中畢業后去了西安讀職高，今年暑假又回來在太陽村夏令營當領隊。阿凱父母早已出獄，但他仍願意留在太陽村，“習慣了這裡”。5歲到17歲，他在這裡度過了12年。

　　平時干什麼事都負責任的他，提到回家，甩手了，“想回又不想回，不想摻和家裡的事。現在有我哥頂著，他算半個戶主。”

　　孫宏艷說，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心理上大多自卑。他們成長中遇到很多問題、困惑，不知道跟誰說，還要背負爸媽犯罪的事實、壓力，心理上往往更孤獨、焦慮，缺乏安全感。

　　今年7月，12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提出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發揮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的社會動員優勢，引入專業社會組織和青少年事務社工，提供心理咨詢、心理疏導、情感撫慰等服務，培養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

　　這是我國首次就加強“事實孤兒”保障工作出台專門意見。

　　誰是合格的監護人

　　但現實的困境，遠比白紙黑字的政策更復雜。

　　三胞胎來到太陽村的時候，距離2013年還有一天。剛來的時候，5歲的他們特別愛哭，常常擠在一起，低著頭。他們目睹過一場凶殺案。

　　2012年12月29日下午，三胞胎媽媽譚秀文因對丈夫酒后無辜毆打兒子不滿，用鞋帶將丈夫勒死。司法鑒定表明，譚秀文患有癔症精神障礙，案發時處於精神抑郁狀態，評定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

　　根據譚秀文供述，丈夫是個酒鬼，喝醉后長期打罵她和三個孩子。為了保護孩子，她上班時都帶著孩子去。案發后，她主動報警自首。2014年，法院審理時認為，該案由家庭矛盾引發，被告人系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有自首情節，判刑6年。

　　兄弟三個性格迥異，老大內向，不愛說話，老二愛和老三吵鬧，老三是三兄弟裡最活潑的一個，總是笑瞇瞇的。

　　7月27日，他們在太陽村迎來12歲生日，媽媽也來到這裡為他們過生日。12歲的第一天，他們就面臨著普通孩子無法想象的困局：要不要和刑滿釋放的媽媽回家？

　　按太陽村規定，刑釋后的父母須將孩子接走以盡父母的責任。

　　“我媽已經刑滿釋放了。”老三歪著頭，露出兩顆大門牙。被問到回家與否時，他大聲說，“當然是要回家的呀。”

　　可是，譚秀文患有精神障礙，當年送孩子來的常營派出所也因問題棘手不願管。張淑琴擔心，“三個十二歲的男孩子交給有精神障礙的母親是不是不負責任，孩子們怎麼安置？交給誰監護？按照太陽村誰送誰接的要求，常營派出所撒手不管怎麼辦？譚秀文要孩子的問題怎麼解決？”

　　“監護人需要有完全民事能力。”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苑寧寧告訴記者，“首先需要認定三胞胎的媽媽是否喪失了民事行為能力。如果確系喪失了民事行為能力，那麼按照民法總則的規定，相應親屬、當地居委會等擔負監護責任，並應到法院提起監護人變更。”

　　苑寧寧認為，三胞胎母親如果有相應証據証明已經恢復監護能力，或者通過証明精神病得到控制，按照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三個孩子應當回歸家庭。

　　“孩子回去后，民政部門應當定期回訪了解撫養情況。一旦發現不能履行監護能力，存在危害被監護人身心健康的行為時，民政部門應當介入。”苑寧寧說。

　　生日那天，三胞胎看著媽媽又哭又喊，都沉默起來。被問到願不願意跟媽媽回去，老三喝著剛買的冰礦泉水，把冰塊嘎嘣嘎嘣咬碎，一言不發。

　　希望今后再無太陽村

　　“從心理學上來說，父母是孩子的‘重要他人’，是成長中重要的支持者、陪伴者。小一點的孩子，父母為他們提供生活上的支持﹔大一點的孩子，父母提供情感的支持。有家，就有大后方、有港灣，出了問題爸媽可以幫助解決，心理上更安全。”孫宏艷說。

　　小峰比較幸運，在母親還在服刑時仍感受到了母親的情感支持和安全感。“我媽還在裡面時就常跟我說，‘出去后第一件事就是跟你聊一下，要跟你道歉，要把整個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講給你’。”

　　“跟我說了十幾回，”小峰笑笑說，“我跟她說，我從來沒怪過你。媽媽就是媽媽。”

　　7月出台的專門意見為這些孩子們的成長提供了很多幫扶措施，但在張淑琴看來，有了這些資助仍不夠，她呼吁國家成立研究機構，研究服刑人員子女的心理輔導和父母溝通等問題。

　　太陽村辦了25年，張淑琴說，最大的貢獻是轉變人們的觀念，逐漸消除對孩子的歧視，讓大家接受孩子們，不像原來避得遠遠的。但她表示，“創辦太陽村的目的是希望以后沒有太陽村，希望孩子們都能回歸家庭。”

　　8月，徐越的媽媽到了上海太陽村工作，逐漸適應外面的節奏。在“裡面”待了快20年，她要補很多課，才能趕上女兒，趕上時代。

　　徐越耐心地一遍遍教著媽媽，存電話號碼要教三五遍，微信使用，徐越就截圖標注出步驟……“好在她願意學，沒有‘我就這樣了’的心態。”徐越說。

　　9月，徐越即將進入大學校園，最近正忙著辦各種手續。

　　這一切，對母女倆來講，都是新的生活。

　　（袁磊、徐越、豆豆、張麗、盼盼、周秀芝、阿凱、譚秀文、小峰均為化名）

　　太陽村辦了25年，最大的貢獻是轉變人們的觀念，逐漸消除對孩子的歧視，讓大家接受孩子們，不像原來避得遠遠的。創辦太陽村的目的是希望以后沒有太陽村，希望孩子們都能回歸家庭。

　　——太陽村創辦人張淑琴

　　記者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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