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減証便民、優化服務，教育部近日發布《關於取消一批証明事項的通知》，清理取消了29項証明事項。其中，學生因病休假、因病轉專業時需要的醫療單位証明、醫院診斷証明被取消，基本上改為出示縣級以上醫院病歷即可。高校學生申請資助時需由家庭所在地鄉、鎮或街道民政部門對學生家庭經濟情況予以証明的環節，改為申請人書面承諾。

從教育部這次取消的事項來看，有些是不必要、不合理、可替代的証明事項，有些是缺少法律法規依據的証明事項，還有些是相關部門、辦事機構自行要求群眾提供的証明材料，其中不乏與法律法規抵觸的証明事項。就筆者在高校的觀察，不少存在於學生群體的証明手續，屬於“循環証明”“重復証明”，甚至家庭的一些証明事項也要學生來完成。這顯然背離了証明事項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可以說，取消一些証明事項並不會弱化政府部門的權威，而是會提升政府部門的公信力，進一步密切政府部門和公眾之間的信任關系。對民眾來說，不僅能有效避免時間精力的無端消耗，而且能消除民眾的“心累”和煩躁情緒，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民眾的幸福感、愉悅感。

取消針對學生群體的部分証明事項，是切中肯綮的人文舉措。就拿高校學生申請資助時需由家庭所在地鄉、鎮或街道民政部門對學生家庭經濟情況予以証明的環節，改為申請人書面承諾來說，在顯現教育部門簡政放權的同時，也表明了對學生的信任，把學生從煩瑣的手續辦理中解放，更符合以人為本的精神。事實上，就現實情況來說，多一份學生家庭經濟情況証明意義不大，卻可能加重學生的負擔。

也要看到，取消一些証明事項並不容易，需要一個過程。有些証明事項的取消，還需要多個部門的協調配合，有些証明由於附著著利益的糾纏，取消起來更不容易。有專家指出，解決証明過多過濫問題，當務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通過一定的規則和權限設置，讓公民基本情況實現共享。這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取消針對學生群體的部分証明事項，充分考慮到了學生的訴求和需求。接下來，就是要讓這些措施真正落地，把好事變好，防止某些地方、高校有意無意之間自我設置一些門檻，或者變相設立一些審批條件，對沖了政策的善意與好意。之所以有這種擔心，是因為觀念的轉變有個過程，而權力的慣性卻是頑固的，甚至是不會自動退場的。這在現實中有著深刻的教訓。因此，在政策落地過程中，就要重視輿論的監督作用，也要重視學生的反饋。

取消一些証明事項能提升學生乃至社會和群體幸福感乃至獲得感，讓我們期待類似的簡政放權更多些。

（作者系媒體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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