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題為《一個北大畢業生決定去送外賣》的文章毫無意外地刷屏了。名校畢業生、外賣配送員，兩種身份疊加造成的錯位感，輕易捕獲了人們的注意力。其實，文章還有另外一個標題——《三十而礪》。然而，在傳播上，人們記住的則是《一個北大畢業生決定去送外賣》。

爆紅之后，文章隨即招來了質疑。有人認為這是作者張根的炒作，是嘩眾取寵﹔有人覺得這不過是販賣焦慮的行為藝術。張根接受採訪時也承認：“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當一個個人化的寫作剖白進入大眾審判台，爭議勢不可免。

從北大畢業生賣豬肉到北大畢業生送外賣，名校畢業生自帶光環，習慣性地成為輿論場上的嗨點。在大眾的認知裡，北大與成功、精英、上流已然自動挂鉤，而外賣、殺豬與北大，則是令人大跌眼鏡的搭配組合。北大在國人心中“神一樣的存在”，附加了太多的理所當然。

動輒就是批評“消費北大”的言論已然太多，與其說張根在消費北大，不如說大眾對於北大過度敏感。還有一些人糾結其名校身份，用傷仲永的論調感慨一個“學霸”的墜落，發表其拿北大標簽包裝推銷的陰謀論。這類老生常談的攻訐，帶著太多慣性思維與刻板印象，卻忽略了這篇萬字長文背后的價值與意義。

不可否認，張根應該慶幸在外賣員之前，還有北大畢業生的標簽。這給了他進退自如的資本，使得他的外賣員經歷更像是一種底層生活體驗。但同樣也是北大畢業生這個標簽，給他劃定了一個人生的完美軌跡，讓他送外賣的行為蒙上了乖張、離經叛道的色彩。

在全民焦慮的時代，很多人都提溜著無處安放的自我，在人群中游蕩，都會遭遇人生迷惘時的左右沖突。隱忍或者妥協，戲謔一句“人間不值得”，安慰自己“逃避可恥卻有用”，成了大多數人的最終選擇。在世俗意義的框架內安穩度日是常規操作。而跳出這個囚籠，注定成為異類的存在。

美國學者庫利提出過一個“鏡中我”理論。他認為，人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自我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主要是通過與他人的社會互動獲得的，他人對自己的態度、評價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鏡子”，個人透過這面“鏡子”來觀察、認識和把握自我，因此形成“鏡中我”。

社會這面鏡子如同一張隱形的網，束縛了個體的很多行為。名校畢業生就該是有所作為，做社會棟梁、國之英才﹔去送外賣簡直就是自暴自棄、浪費資源——長久以來，這種價值觀讓名校畢業生焦慮惶恐、步步維艱，隨時害怕被同齡人拋棄。但那些天經地義、本該如此的正確性又建立在什麼基礎上？誰規定了人生就必須是如此書寫？

張根跳脫出了鏡中的自我，拒絕被單向定義、循規蹈矩。他在文章裡自述：“我現在已經來到了你告訴我的底層，你們還能把我怎麼樣。”這不僅是年輕人的桀驁不馴，更是讓自己積極投身另一種人生實踐，去試錯，去探索，去折騰，去反抗，去証明，希冀完成一場華麗蛻變與自我變革。

面對社會規訓與他人審視，張根式的倔強和堅持即便不能獲得掌聲與認同，也不應該經受冷嘲與熱諷。在寫字樓裡刷著公眾號，喝著雞湯，完成所謂心靈的升華，與真正出發做自己的行動派之間，他已經站在了后者的行列。邁出這一步的勇氣，抵得過習慣站在制高點品頭論足的萬千人。

畢竟，擅長站在高角度審視萬物，用傲慢與偏見圍攻他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獲得的優越感，容易使人飄飄然。但是，進行精神上的反省與身體上的踐行從來更為困難。

大多時候，我們總是用單一維度評價多維立體的個人，卻忘記了：存在的質感並不取決於事件的堆積，生命的豐盈更在於內在化的體認與理解。張根用4個月的外賣員經歷，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答案，也為大眾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式，一種另外的可能。

而這已經彌足珍貴。所以，別急著否定一位焦慮學霸的反抗與自我救贖。說不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也會陷入同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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