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匯】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涵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同時其外延、功能和目的也因大學的發展狀態和在國際學術領域中的地位而不同。21世紀以來，非洲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在合作方式、國際化中的區域化、國際化能力建設和國際化的成果方面呈現出以下新形態。

　　第一，合作方式從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的單線合作發展到國際組織、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共同參與的，甚至跨部門的網狀合作與對話。許多非洲國家在高等教育發展的初期，其國際合作的對象主要是其前宗主國，隨后擴展到歐美等其他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21世紀以來，非洲不僅內部的合作日益增多，而且與發展中國家的交流與合作也日漸頻繁，巴西、印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與非洲國家的大學之間有大量的合作項目。合作的新動向除了雙方自主的合作以外，還有由國際組織推動或支持的南南、南北合作等。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中非大學20+20合作計劃”的支持，又如2013年世界銀行發起和資助的“應用科學、工程技術領域的技能伙伴關系”項目，打破了固有的南北、南南合作的模式，把非洲政府、非洲民營部門、巴西、中國、印度、韓國等新興的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匯聚在一起，以鼓勵大學和研究中心創造新知，推動非洲的人力資本建設和應對非洲發展帶來的挑戰。

　　第二，非洲國家主導的區域化也取得了顯著成效。非洲大學的區域化主要體現為非洲的區域組織在各主權國家的支持下為解決非洲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增強國際競爭力和解決本土問題的能力而制定的一系列指導方針、建立的合作交流機制等。非洲目前已經在知識共享和大學間的合作與學歷互認方面取得了進展。如非洲大學協會的系列促進非洲高等教育一體化和質量提升工程的文件和舉措，對非洲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廣泛影響﹔非洲高等教育伙伴關系計劃通過非洲大學協會建立一個聯合數據庫，為加納、肯尼亞、莫桑比克、尼日利亞、南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的許多入選的大學提供因特網接入﹔2011年非盟正式成立泛非大學，其計劃在北非、西非、南非、中非和東非分散設立五個地區性的校區，分別專門從事某一個關鍵學科領域發展，其目標主要聚焦於科研與研究生教育。在國際化過程中，如果說非洲單個院校的策略比較薄弱的話，以非洲一體化為旗幟的區域化舉措則增強了非洲的國際化策略水平。

　　第三，國際化能力得到增強，從被動接受逐漸過渡到主動整合。加拿大高等教育研究學者簡·奈特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將國際的、跨文化的和全球維度融入整合到大學或學院的各項教育目標、功能和服務中的過程。如果我們把“融入整合”視為主動吸納和為我所用的話，非洲大學國際化的初期則主要是一種外來的植入的模式。但隨著國際交流對象的日益增多和多樣化，其形式已經從被動接受逐漸走向主動整合。如雅溫得第一大學的工程學院在研究過程中注重整合來自世界銀行的項目和與其他國家的科研合作，更好地契合本土需求。在國家層面，非洲國家也開始注重加強能力建設和資源共享，如2001至2004年喀麥隆政府撥款350萬美元用於在六所公立大學開通國際互聯網和加強信息與通訊技術能力。再從區域層面來看，區域性發展的策略為非洲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規劃了路線，為非洲高等教育如何利用外部資源而發展指出了方向。這些院校、國家和區域層面的實際行動與措施，都在表明非洲高等教育已經在從被動接受外來援助逐漸轉向整合外來資源，結合本土需要來進行發展。

　　第四，從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方面看，國際交流與合作在大學的科學研究和本科后人才培養中扮演主要角色。南非、尼日利亞、突尼斯國際合作的科研成果比例非常高，其中南非從2000年的30%逐年增長，到2017年佔到了50%以上﹔尼日利亞在2000年至2008年之間略有下降，但是從2008年開始不斷增長，從21.78%提高到了46.5%﹔突尼斯從2000年的42.09%增長到了51.43%﹔而素有“小非洲”之稱的喀麥隆，2000年以來其國際合作的科研成果總體都在70%以上，其他非洲國家的情況類似。這充分說明了國際合作在非洲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其知識創生的主力軍。同樣，本科后人才的培養，尤其是博士層次的人才培養是當前非洲國家普遍面臨的難題，非洲自身的培養能力欠缺，而國際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了本科后人才的培養。

　　從大學發展的路徑來看，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大學可以視為是第一種模式，其特點是從學制、教學、科研、大學使命、教學語言等均是基於本土生長、獨立發展起來的﹔以中國為代表的是第二種模式，其特點是在學制和大學內部結構方面借鑒西方大學的模式，但是教學語言是本土語言，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也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西方語言只是作為外語。對於在全球高等教育體系中最薄弱的非洲高等教育來說，全球化和自身的歷史遺產已經使其失去了復制第一種模式和第二種模式的機會，非洲高等教育嚴重依賴國際化獲得的外部資源來解決制約發展的資源短缺問題，同時利用國際化來追趕世界其他高等教育、實現大學使命似乎成了順勢而為的選擇，成了新世紀非洲大學選擇的獨特發展路徑，這也是非洲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目的與其他地區截然不同之處。

　　非洲國家是“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參與國家，高等教育合作是實現“民心相通”，培養“一帶一路”建設所需的高層次人才的重要領域，發揮著基礎性和先導性的作用。新世紀非洲高等教育發展的這種趨勢，為中非高等教育的深入合作敞開了大門。隨著“一帶一路”由倡議變為行動，對非教育援助方式由提供成套的項目建設和資金支持，向外派遣專家、志願者直接參與當地社會建設與服務，拓展到大幅度增加對非獎學金項目和人力資源培訓項目，實現援助方式逐漸由“輸血式”向“造血式”轉換。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非洲高等教育的發展需求，受到了非洲國家的歡迎和重視。但同時也要看到，非洲高等教育的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主要是西方的，中國對非高等教育合作中，如何以“知識”為中心，使中國知識和智慧、中國的知識生產方式和思維方式得到認可，逐漸打破西方知識一統天下的情況，成為高等教育對非合作的題中之義和當務之急。這對高等教育機構的對非合作模式和路徑提出了挑戰，合作中要整合非洲國家自身的需要、利用非洲高度教育區域化的組織力量，使合作在知識生產和人才培養中發揮實實在在的作用，並逐漸擺脫西方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的控制，建立文化自信和知識自信。這是對非高等教育合作在新時期的新的要求，隻有這樣，才能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為其他“四通”發揮基石的作用，為促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良性發展提供人才支撐。

　　（作者：田小紅，系浙江師范大學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美國紐約大學訪問學者。本文系浙江省2011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喀麥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路徑與策略研究”〔項目編號：16FZZX09YB〕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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