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最近試行的一項辦法，將“優秀網絡文化成果”納入科研成果統計、晉升評聘和評獎評優范圍。微信公眾號刊發的作品閱讀量不少於10萬的，“可申報認定為等同於國內一級學術期刊刊發”等規定，引發了巨大爭議。

想想我們平時在微信上瘋轉的那些明星八卦和內涵段子，學術以后要和這些東西一起爭流量了嗎？我們以后要習慣在朋友圈內發現類似“震驚！女博士深夜不歸在實驗室竟是因為……”的文章，點開才發現標題后半截是“這波催化劑逆天了”嗎？

這項新規顯然是與國際學術環境的潮流相悖的。學術評價一向是同行評議，讓學術的歸學術。有相當一部分科學家還更進一步，推動小同行評議的發展——現代學科的細分早已將“隔行如隔山”推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

如果把大眾影響力和科研水平、創新性挂鉤，那麼每個擁有手機的人都可以有評價的機會。這其中包括我未成年的侄女和初中沒畢業的二大爺。一些評論者認為，爭議的背后是所謂“大眾科學”和“小眾科學”的矛盾，陽春白雪應該放低身架，去貼近大眾。

沒錯，公眾有自由評價學術發展的權利，但他們有評價學術水平的能力嗎？做學術是追求真理的工作，旨在探索，而非迎合。如果多數即代表真理，那麼伽利略活該被審判，投票箱完全可以取代實驗室。

公眾並非不能參與科學進程。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有能力提供至關重要的信息：這項成果是否對我有所幫助。幫助並不限於實際的應用。它甚至可以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干，但為此后的漫長歲月打開了一扇窗。

這就是科學傳播的意義。

事實上，不少大科學家一生致力於科學傳播，這幾年，國內的求知需求帶動一些知識傳播企業發展得風生水起。然而，最有能力做科普工作的科學家卻處境微妙。絕大多數科研院所並沒有專門為科普工作所設的崗位職稱。我採訪中曾遇到過不少熱心科普的年輕科研工作者。他們得小心翼翼地避開“不務正業”的大帽。

浙大針對爭議解釋稱，“10萬+”只是作為“較大網絡傳播”的標准之一，學術評價標准不會因此降低。

那麼，如果將新規看作從激勵制度層面鼓勵高校師生參與科學傳播的嘗試，倒是值得歡迎。

只是，除去宏觀層面上的積極影響，這種嘗試究竟有多少操作上的價值呢？

浙大對優秀網絡文化成果的評價標准主要有二。其一是“產生較大影響、形成較大網絡傳播”，“10萬+”就是推行這一標准的細則之一。那麼，媒體平台的轉發率和“兩微一端”的點擊率，能直接等同於網絡影響力嗎？

用數字大小來定影響高低，實在是一種粗暴的管理套路。

比如，同一篇文章，換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獲得更大的轉發量，接觸的人群更廣了，但也因此削弱了嚴謹性，那麼它的影響力是就此增強了，還是減弱了呢？一些問題天然有熱度，這能表示它比那些冷門的問題更重要嗎？

新規的另一評價標准則顯得更為靈活，它模糊地提到，要嘉獎那些 “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和提升浙大聲譽”的網絡文化成果。問題來了，誰來科學地界定“正能量”的大小？

硬要將“網絡文化成果”與“一級學術期刊論文”放在一起去評價，管理者就不得不面對一些尷尬的問題：在書齋勞心數年完成一篇論文，與妙手偶得寫出一篇“10萬+”，可以視作等價嗎？同樣算“一級學術期刊”級別的成果，在晉升評聘方面佔據同等比重，究竟是誰在擠佔誰的機會？

科學告訴我們：如果答案不存在，那很可能是問錯了問題。（王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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