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某重點高校20年流失200多教授”、傳統名校蘭州大學“流失教授可以再建一所蘭大”的說法，最近又引起人們的廣泛熱議。

東南部沿海高校到中西部和東北高校挖人，這一現象早在2013年就引起教育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隨后也有發文要求：“東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招聘長江學者”。近日，教育部副部長杜佔元更是表示，反對從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高校搶挖人才，意在規范高校“挖人大戰”。

但實際上，西北和東北幾所著名高校絕大多數均存在高端人才流失的問題，尤其是長江學者和“杰青”。為何高校“挖人大戰”禁而不絕？這一現象值得深入思考。

“孔雀東南飛”與高教人才流動

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一個比較明顯的現象是人才不斷東南飛。初期，中西部流失的更多是工程師和醫生等專業技術人才。高校教師流失不少，但大多數是轉行進入工業界。當時，高校人才流失並沒有成為一個專門議題被討論。之后一段時間裡，特別是在流行兼職的時代，由於沿海新興高校學術水平較低，以及體制安排等因素，內地知名高校並沒有受到嚴重的人才流失沖擊，並與沿海新興高校之間這種一定程度上相得益彰的狀態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但是，最近幾年，伴隨著各種人才標簽計劃的出台，這種平衡被打破。各種人才標簽計劃包括千人、青年千人、擴大的長江學者、青年長江、杰青，也包括各省市的冠名人才（如東方學者等）。高校之間演化出高薪挖人大戰，特別是，長江學者和杰青級別的教授動輒可以獲得百萬甚至更高年薪，往往相當於一名普通正教授年薪的5倍到10倍。高校人才戰演化到此才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挖人大戰”挖痛了誰

無疑，不論是學術界還是評論者，以非議挖人大戰者為主。但也要看到，這種現象的出現首先體現著一定程度的進步，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如此。第一，作為人才流入地的沿海高校不但具有自由裁量的競價資源，也至少有了利用競價者的能力。雖然博士點還是一如既往的難，但二級博士點、挂靠博士點至少能讓被挖的大腕學者們有能夠開展研究的人力資源。第二，人才流入地的沿海城市政府願意出血本來支持自己的高校引進人才。

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流出也有其進步意義。首先，長江學者、杰青等作為人才，有了市場化的價碼。按照市場經濟，一種商品隻有有價格，才能形成市場對其資源優化配置。其次，這意味著人與事的分離，也就是說，長江學者這類特定稱謂，並不再與該學者原來所在的單位綁定。第三，則是標簽人才們領銜的科研項目與所在單位的分離。

但問題的詭異就在於，這些“進步意義”恰恰來自於這些“從屬關系”。長江學者們可以自由流動了，但誰來決定哪位是長江學者？何以被炒高價格的，都是被特定機構賦予了標簽的人才，而不一定是學術同行認可的學有所成者？為何挖人演變成為大戰要發生在各種標簽人才計劃被廣泛確立之后？為何省屬的標簽人才往往不會成為被外地土豪高校重點盯挖的對象？

不用問，標簽人才成為挖人大戰的核心，是因為他們可以被利用。而挖人過程中，標簽的含金量大於標簽持有人學術能力含金量的原因，就在於標簽的作用大於學術能力。因為標簽可以直接被用於各類評估，尤其是兩年前開始的“雙一流”學科評估。而“雙一流”學校與學科評估的醞釀和啟動，恰恰是在各項標簽人才計劃得到初步確立並結出果實之后。“雙一流”的評估標准很多，但共同之處在於，各種數字的指標佔據了核心的權重，其中，各種標簽人才的數量則是最重要的數字之一。

與此同時，在行政化思維主導的科教管理體制下，各種標簽人才計劃往往也會迅速孕育出將標簽做法當成政績的思維，作為攀比的資源，並進一步演變成進行政策評估的指標。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挖人大戰”出現在各種標簽人才計劃被推出之后。在一定意義上，“雙一流”評估也是各種標簽人才計劃被推出的自然延伸。

在人才大戰中，單純的省市標簽人才往往不如全國性標簽人才者更加搶手，因為既然是標簽，其背后就負載著一整套的行政邏輯。省市認可的人才，如果沒有全國性的標簽，往往不能納入全國性的評估，並進而無法成為為了滿足全國性評估而進行的人才逐獵的對象。

在挖人大戰中，中西部和東北高校固然損失慘重，但應該感到痛的，應該不止是這些高校。教育主管部門制定的政策，鼓勵將標簽人才作為學校、學科評估的指標，這最終會傷害到教育體制自身。

破解“挖人大戰”的思考

高校人才聯盟的成立，也許有助於在盟校之間短期內遏制高薪挖人。但畢竟加盟院校都是教育部直屬高校，而作為挖人方焦點的若干地方“土豪”高校，則不在這個行列。即便以加盟的教育部直屬高校論，僅僅靠盟約是否能管住面對學校學科雙評估的壓力而意圖增加和壯大標簽人才數量的高校，仍然是一個未知數。至於盟約中所說“杜絕違規引進人才”根本沒有可操作性，因為並沒有明確的“規”被放在那裡，何“違”之有？

從形式上而言，“東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招聘長江學者”的禁令，從紙面上本來可以很容易執行，比如把標簽人才獲得者與中西部高校綁定，在一定年限內一旦跳槽則取消長江學者資格。無疑，教育主管部門不願意背這個把教育體制帶回到“封建時代”的黑鍋，何況如上所述，大規模挖人的肇始源頭恰恰就在禁止挖人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那裡。

要破解挖人大戰，靠人才聯盟顯然不夠。當然，要充分相信，大學校長或主管人事的黨委書記都是理性的。他們絕沒有動力耍大方。出200萬的年薪，自然要求有回報，這回報就包括通過在雙評估中搶佔有利排位而為學校爭取到的資源，以及通過囊括標簽人才的數量來為地方政府這一金主交差。

也要相信，被挖者的舉措，也充分體現著市場人的理性。何以在本輪人才大戰中院士很少被挖？一方面在於，人才流出方的高校，往往在院士當選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研究所依賴的各種資源，也往往與本單位盤根錯節交錯在一起，在很多情況下，放棄原單位並不劃算。因此，保住院士就成為人才流出高校的戰略底線。

所以，隻要“禁止挖人”規則的制定者減少了導致集中挖人、突擊挖人的政策，則高校人才流動，就恰如各個領域一樣，雖然仍然會延續孔雀東南飛的趨勢，但也會因為學術市場資源的配置不時出現反轉。那時，人才仍然在流動，但不一定是標簽在起作用。

（作者賈鶴鵬，系康奈爾大學博士生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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