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的孩子在奔跑。

　　“一土”的孩子和老師在一起。

　　清華大學本科畢業、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畢業、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世界經濟論壇2016年“全球青年領袖”中國13人之一、4年抱仨娃……38歲的李一諾一步一個腳印，踩得結結實實。但在1年前，給孩子找學校這件“小事”，輕而易舉地絆倒了這個“人生贏家”。

　　在人口超過2000萬、擁有成百上千所小學的北京城，這位母親沒找到合適的學校。她和丈夫於是決定：自己辦學校。

　　她把這段經歷寫進了微信公號文章《你也為孩子上學發愁嗎？》，短短一天，就發酵成了一篇“10萬＋”的爆款文章。她收到了近千封郵件，來自天南海北的中國家長給她鼓勁兒，“預約”這所學校開到自家門口時的席位。

　　郵件裡很多家長表達了對教育的焦慮。一位家長說： “我的目標，就是希望我的孩子身心健康，這個目標簡單嗎？好像挺簡單的，這個目標難嗎？真的挺難的。”

　　“我們希望培養的是一些內心充盈的孩子。”李一諾說，打破成功就是上名校、掙大錢的論調，教育真正的目的是認知自我認識世界。而孩子真正需要做到的，其實是“學習知識、掌握方法，了解世界﹔知道自己是誰，能做什麼，並發揮自己最大的潛力”。

　　2016年9月，31個孩子和6名老師走進了這所名為“一土”的學校。通過和北京市第八十中學的合作，在3間總面積120平方米的教室裡，他們開始了一場教育創新試驗。

　　他們說，這不是叛逆“公辦學校”、“國際學校”的第三條路線，而是探索出一條汲取“公辦學校”、“國際學校”優點，去蕪存菁的適合孩子的路。

　　李一諾認為，公立學校完全不缺乏有創新有思考的教育者。甚至，她說自己以“無知者無畏”的精神闖進教育圈后，最大的驚喜，就來自這一群“體制內”的教育先鋒。也是因為這群人，這場實踐才得以成行。

　　“他選了啥不重要。他選擇的這個行為才重要。”

　　和任何一所頂著“高大上”、升學率極高、接軌國際頭銜的學校相比，“一土”都顯得太小太“擠”了。

　　北京市第八十中學棗營校區一樓，40平方米的教室隻塞下了4張白色多邊形方桌，牆壁被花花綠綠的紙張鋪得滿滿當當，裡面有孩子的畫作、手工制品，也有記錄孩子每日心情的紙板和老師五花八門的教具，沿著牆轉個身都可能碰著。

　　空間越來越不夠用了，孩子“畫”出來的甲骨文把教室外的走廊也“攻佔”了。老師每天從這裡走過，卻絲毫不感到擁擠麻煩。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跡，在他們眼裡更像是耐心等待后孩子回饋的禮物。

　　小豆包安安喜歡不按筆劃隨心地畫甲骨文，卻對把字裝進田字格這個行為有些抵觸。

　　“他不想寫怎麼辦？”安安的語文老師問自己。此前，她在一所公立小學任教多年，對回答這個問題擁有絕對的自信。誘導、和家長溝通、講道理……不管怎樣，總是有一堆辦法的。

　　但來到“一土”后，她決定收起以前的“竅門”。在“一土”學校自辦的App上，她和家長分享了這段孩子成長的“小插曲”，並留言：“那怎麼辦呢？別急，再等等唄。”

　　數學老師陳老師也在等待。這個海外留學歸來的姑娘，原本興致勃勃地給孩子設計了一個有關雜貨鋪的項目，試圖讓孩子理解數字和圖形關系。可五六歲的孩子對她的雜貨鋪並不“感冒”。

　　怎麼辦？要是硬著頭皮繼續講下去，似乎和當年照本宣科的老師沒什麼兩樣。這個20多歲的老師決定，觀察和等待。

　　然后，機會來了。

　　孩子畫甲骨文的紙用得飛快，教室紙張很快供不應求，幾個老師圍在一起，討論后決定可借此建立新的項目。於是上課時，陳老師開始問孩子，“紙張不夠怎麼辦呢？”

　　“用了一面的另一面還可以用。”“我家裡還有好多不用的廢紙，我可以拿來給大家用。”圍成一團的孩子發表各自的觀點。

　　陳老師和孩子約定，可以拿10克廢紙來換1個“一土幣”。“一土幣”是教室唯一的流通貨幣，小組湊夠足夠數量就可以買豆子請老師打成豆漿。第二天，她把秤砣帶進了教室，教孩子認識重量單位。然后再由孩子自主管理用廢紙換“一土幣”的制度，讓其持續。

　　一個有趣的小市場誕生了，但買賣的不是陳老師此前盤算的百貨，而是她完全沒想過的廢紙。

　　“我們為什麼要認識數字、圖形、重量，是因為這些東西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她說，數學課重要的不是算題和得出答案，而是真正利用數學來處理生活中的問題。

　　而伴隨我們成長的數學課，常常隻有數字，缺乏人文關照。一位數學老師按照教材讓學生數貓，一個小女孩突然很傷感地講：“老師，我的貓死了。”

　　但此時，作為一個“合格的”、“對課堂有掌控”的老師，輕描淡寫地接上一句，“那我們看下一道題”。

　　當了母親后，李一諾開始反思，為什麼45分鐘的課一定要細化精確到每一分每一秒，仿佛不按照這個標准去授課，出點什麼“意外”，孩子就會少得到知識。

　　有北京媽媽記錄了送孩子去培訓機構上學的經歷：在經歷了如同“雙11”的火爆秒搶后，孩子沒能搶到課，然后，托關系找人，一通折騰，終於進去了。

　　孩子真正去上課時，這個畢業於國內知名大學的碩士媽媽驚呆了：課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干貨，“全是白花花的銀子”。可老師的眼神很冰冷，像機器人一樣准確，全程和孩子沒有互動，“一次也沒有”。

　　一名在教育培訓公司工作的員工曾偷偷找到李一諾。 她重重地寫下留言：“很多課外培優體系教給你的標准套路都是關注目標，投其所好，並不關注人性成長和內心關懷的情感設計。”

　　“課外培訓過於追求結果，對孩子的成長過程是忽略的。”“標准化課程加好的運營，就是印鈔機。”

　　最后一條留言是：“我自己帶著也難受。”

　　李一諾和她團隊的共識是，個性化教育不是放任自由的教育，而是尊重每一個孩子自然的成長規律，順應他們的興趣，激發孩子內心的驅動力，讓孩子自我選擇。

　　所以，一撥撥來訪者總會在這裡看到，戲劇課、戲曲課上，調皮的男孩子一個人在撥弄椅子，教室后排安靜看書的老師、台前上課的老師都仿佛“不在意”。

　　“為什麼不管管呢？”

　　校長郭小月笑了：“為什麼要管呢？”她一遍遍跟人解釋，要給孩子發現自己興趣的時間。何況選修課6周一輪換。孩子需要不斷嘗試，學習對他們的選擇負責。

　　有家長不理解，“孩子選了什麼課，我們都沒參與”，孩子這麼小哪裡知道哪個課適合自己，這種選擇還是該家長來做。

　　“他選了啥不重要。不斷選擇中就會明白該如何選擇。所以，他選擇的這個行為才重要。”郭小月笑著說。

　　“慢點，別急！”

　　對曾有20多年公辦教學經驗的安安的語文老師來說，讓孩子選擇以及等待，一度都是最奢侈的事情。

　　在她曾經的班級裡，有一個對“畫字”非常有天賦的一年級小姑娘，看著課上她展示的甲骨文“眼睛都會放光”，記字形也特准。可孩子對在田字格裡按筆劃寫字充滿抗拒。

　　當時，她作了一個很后悔的決定。她想盡了辦法哄著小女孩寫字，看著拿筆都不太穩當的小姑娘抖著手在田字格裡一筆一畫地寫著，她“特別難受”。孩子的媽媽給她打來電話說，全家在放學后集體出動，爸爸媽媽姥姥姥爺挨個上陣輔導孩子寫字。

　　“寫不完的時候，她晚上睡覺都是哭著的，再也不笑了。”孩子的媽媽感嘆。

　　這名語文老師曾旁觀多年家長在朋友圈裡刷屏《小學三年級還不會奧數可不行了！》《進不了海澱名校的后果竟然是……》這類悚人聽聞的文章，然后拐彎抹角神神秘秘地討論，某某學校是不是又點招了。

　　她很想跟火急火燎的家長說一聲：“慢點，別急！”可很多時候，家長沒時間“等待”。她習慣了高年級學生家長時不時跟她請假：“我們孩子要沖刺，所以給他報了校外的小班，以后下午的課就不上了。”

　　李一諾和很多家長深深感受到，整個社會仿佛都在批量制造這種教育焦慮感。

　　有人指出，所謂“教育產業”，更像是某些人的生意經。“教育產業目前最大的驅動力是家長的焦慮。想在其中賺錢，就是制造焦慮感，然后給被焦慮感裹挾的家長提供服務。再繼續制造焦慮感，如此循環就夠了。”

　　在這個越來越大的蛋糕裡，一些私立學校的“成功模式”都是“找幾個老師，買一套課程，請幾個所謂的教育專家，一包裝就成學校了”。

　　學生家長王蕾是李一諾的好友，也是一本知名國際教育刊物的主編。這幾年她注意到，來分蛋糕的人越來越雜，“房地產生意不景氣，干脆這幾年開學校吧，那個來錢。”

　　這些五花八門的民辦國際學校，盡管質量“差得驚人”，可學校辦起校展，依然熱鬧得不行。

　　在一次國際學校主辦的活動上，一對年輕父母跑來向她咨詢孩子擇校的事宜。她噼裡啪啦分析了一通，一問對方才知道，孩子剛1歲。

　　幾乎每一個“一土”學校的家長，都曾經有過被這種焦慮感裹挾的經歷。一個學生家長在孩子上幼兒園時曾旁聽了一節英文公開課。課后，一水兒的碩士博士畢業的高知家長跑去跟學校投訴，說英語老師水平太差，“不換的話就轉學”。

　　“只是幼兒園啊，至於嗎？”她嘆氣。

　　學生Cindy的媽媽手機每天都有垃圾電話和短信，清一色都來自培訓機構。她想周末帶Cindy去奧森公園觀鳥，打電話問了一圈，周圍小朋友都去上補習班了。

　　“瘋玩兩個小時難道真就比上兩小時補習班差嗎？”Cindy媽媽苦笑，“我不相信這麼多家長不明白這個道理，到底還是大人給補習班附加了太多東西。”

　　“你永遠不知道未來什麼樣，那時孩子的核心能力一定是做卷子拿高分嗎？”

　　半誘導半強迫地讓“畫字”小女孩開始寫字后，成果顯而易見：小女孩足夠聰明，很快趕上了進度，考試也拿了高分。

　　但細心的安安的語文老師注意到，孩子似乎對漢字對甲骨文甚至對語文課都失去了興趣。“那個孩子的眼裡已經沒有光了，她不喜歡漢字了。”

　　這件事她一直無法釋懷。

　　前些天，不愛寫字的安安終於改變。幾乎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她都抽時間陪在他身邊，孩子手部肌肉一點點發育，對於寫出漂亮漢字越來越有勁頭。當安安把一個個工整書寫的漢字擺到老師面前時，當了20多年老師的她覺得特別唏噓。

　　Cindy在公立小學讀了一年，因為不開心，她媽媽最終決定把女兒轉學到“一土”。

　　這個年輕的媽媽到現在都還記得女兒一次又一次的提問，“媽媽，為什麼不可以出去玩？為什麼要讓我們罰站？”

　　“媽媽，你能跟老師說一下，英語課讓我自己玩嗎。老師教的內容我都會了，我保証乖乖的，不鬧。”

　　“媽媽，老師為什麼要那樣批評xxx，為什麼不能跟他好好說？”

　　每一次她都隻能跟女兒講，“寶貝，對不起。”下一句她實在說不出口，“這就是大環境了”。

　　“很多的家長對當下的教育體系都不滿意，但無奈以一個家庭挑戰體系的門檻太高了。”李一諾說，“家長隻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消解這些對孩子的負面影響。”

　　她理解中國父母的焦慮，在美求學工作多年的她也毫不避諱地說，美國人面對子女教育問題同樣焦慮。可中國家長焦慮之下，還是要逼迫孩子接受自己鋪設的道路，接受所謂“正確”的價值觀和體系，讓她反而覺得，其實“中國父母被市井智慧綁架了”。

　　“你永遠不會知道孩子未來面臨什麼。就像我們的祖輩完全想象不到我們會有電腦、微信這些東西。時代永遠是在發展進步的，那時孩子的核心能力一定是做卷子拿高分嗎？”她語速飛快地說，“我們能確定的隻有，教給孩子能不斷面對挫折、學會正確判斷以及終身保有學習的興趣。”

　　在她眼裡，這麼多年過去，很多中國人對孩子的評價標准依然沒有變化，“小時候胖，上好學校，工作了掙大錢”，就是這三套。事實上，李一諾並不否認教育實用主義，但她認為這應該只是必要非充分條件，更不該是終極目的。“你活一輩子，只是為了找份工作掙錢嗎？”

　　前幾年她還在擔任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時，面試過很多所謂“別人家的孩子”，一水兒的國內名校出身，成績優秀，經歷按部就班順順當當，簡歷挑不出一丁點毛病。

　　可她往往很少錄用這些學生。李一諾說，她看到的是這些學生因為有戶口、專業對口、薪水高來應聘，卻發現不了他們對這份工作有真正熱愛之處。

　　還有一些來自國際名校的學生，也讓李一諾看著揪心。這些孩子從國內的國際學校起步，一路走得也很順利穩當，可她覺得那些孩子“像在夾縫中求生存”。從小接受西方教育，對中國傳統文化沒什麼認知，等到十多歲遠渡重洋，才發現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

　　“在國內像個外國人，在國外是‘不了解中國的中國人’。”王蕾見過很多這樣的孩子，大學課堂請學生介紹家鄉，或許才是他們第一次認真了解北京。

　　“這些孩子你能說不優秀嗎？”她反問道，“那些孩子隻會有一點不同，在未來需要做選擇的時候，他們會趨於保守迷茫，放棄那些’不可能’的嘗試。可往往，未來能改變這個社會的，會是那些內心充盈敢想敢做的孩子。”

　　被李一諾挑中加入“一土”的陳老師還記得，當初自己在大學時常常有許多學弟學妹來問她，“學姐，我不知道自己該干什麼？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好迷茫。”她每一次都哭笑不得。

　　李一諾想給“一土”的孩子自己找尋答案的機會。她花大力氣請來香港的編劇、中央戲曲學院的教授和清華大學的長江學者教授，為孩子設計各類選修課和學習項目。她試圖打破實用主義教育的籠罩，“不想讓孩子一把年紀了才去思考我是誰、我能干什麼這些基礎問題”。

　　她想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家長和老師。面試孩子入學時，“一土”的工作人員陪著孩子玩樂高，真正的“面試”在另一邊，郭小月會跟每一個前來面試的家長講述學校的辦學理念，並且強調“第一年很困難，什麼都不確定”。

　　不出意外地，有家長上來第一句就問“你們這兒有學籍嗎？”也有家長看了半天跑去問陪孩子玩的老師，“我孩子有什麼問題嗎？”

　　可是，她也聽到了很多家長擲地有聲的回答。

　　“我自己也是創業的，我知道創業的艱辛。我們來，其實是把自己看作是與你們在一起的共同創業者，遇到問題就一起面對，我相信對我們的孩子也是成長機會。”

　　“我不同意我們的孩子是小白鼠的說法，他們自己也是這場教育創新的參與者。”

　　“哈哈，我已經想好了才來的，如果要問問題，我可以問很多，但我什麼都不問。因為我能問的問題，相信你們也都在考慮。我能給的就是信任。”

　　拒絕做“蠟炬成灰淚始干”“苦兮兮”“隻講奉獻”“在學生面前必須高大上永遠正確”的老師

　　在遇到“一土”以前，安安的語文老師也沒想過，自己會這麼干脆地扔掉20多年的教齡。

　　她又重新找回了做老師最開心的狀態。沒有40分鐘的課時限制，不需要走形式，她能嘗試讓孩子真正通過文字去理解中國文化。

　　“一土”學校主張老師應該卸下偽裝，不再掩飾自己的情緒，重新做回一個人，愛己及人，並且要堅決拒絕做“蠟炬成灰淚始干”“苦兮兮”“隻講奉獻”“在學生面前必須高大上永遠正確”的老師。

　　語文老師可以和孩子一起查甲骨文字典，勇敢地說出，“對，老師也不知道，所以我們要不斷學習，一起解決問題。”

　　任何一門課老師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情緒，“親愛的孩子們，說真的，我很緊張。”

　　李一諾說，她不喜歡社會對老師妖魔化或者“偉光正”化地打標簽行為，作為一門職業，而且是一門復雜性非常高的職業，老師也應該收獲職業滿足感和職業發展的成長空間，這才是教育的可持續之道。

　　她清楚地知道，其實學生是能辨識老師是否戴面具的。比如，兒時上公開課，一群學生陪著老師演戲，“說真話的孩子成了不合群不乖的代表”。

　　李一諾也反對社會上“妖魔化”公辦學校。“一土”學校的語文和數學教材，分別來自“北師大版”和“人教版”。盡管社會上對“體制”多有詬病，但“體制”裡卻一樣有支持革新的人，有大批優秀的老師。清華大學附小副校長傅雪鬆曾在一次會上說，“有這麼一群人，工資不高，自由度不大，每天高強度地工作，承受著來自社會、家長的巨大壓力，但仍然心懷教育理想，在有限的空間裡爭取做到最好。這群人，就是我們的公立學校老師。”

　　事實上，短短170天“一土”就建校成功，正是得到了許多來自體制內的支持。比如，北京第八十中學的領導，在“一土”學校基本還是一個理想的時候，就決定支持辦學。“需要的不僅是眼光，還有承擔風險的勇氣”。

　　還有許多公立學校的管理者都讓自己學校的核心人員幫助“一土”建校，甚至給予許多經驗分享，這讓李一諾非常感動。

　　在傅雪鬆眼中，公立學校一直就教什麼在進行不斷的深化探索，她也希望大家能看到其中的努力。而國際教育的課程終究是舶來品，李一諾帶著3個孩子回國創辦學校，就是“看到了其中的局限，並期待國內學校有所改進”。

　　“我不得不說，作為中國人，根植於中國是很重要，將優秀資源分配到基礎教育也很重要。” 她說。

　　李一諾覺得自己並不孤獨，和一群體制內創新者同行，做這樣一場社會創新的探索和實踐。

　　“其實對教育的詬病，在每個國家都有，中國有，美國、英國一樣有。上次我們在硅谷做教育論壇，一個美國名校的校長開口第一句話就是，美國教育正在一場大危機中。很多家長盲目考慮把孩子送出國，反而忽視了教育的本質。所以教育不要盲目焦慮，要抓本質的問題，孩子的自主性、方法論，加上體驗和眼光，才是孩子長久發展的動力。”北京市朝陽區教工委副書記劉麗彬曾在一次活動中表示。

　　李一諾說，自己被這句話打動了，這其實也是“一土”學校的初心，“聽到這些話從教育官員的口中說出來，給人很多的力量”。

　　也有一些老師在反思，曾經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一個老師說，其實公立學校有許多心懷教育理想的老師，可一旦被焦慮感裹挾就會發生變化。比如，因為家長的焦慮和對教育的不同理解，老師要花大量的時間來溝通甚至扯皮。

　　這個老師想在學校搞一場足球賽，五六年級的孩子給二三年級孩子當裁判，對雙方都是好事兒。可提議遭到其他老師的反對，有人認為，“要搞就要搞得專業”。比如應該請專業級裁判，要讓家長來做啦啦隊，弄出競爭的氣氛，然后“讓人看到照片都覺得熱鬧”。兩三年過去，這場足球賽還是沒有成行。

　　學校為所有的“一土”老師請了麥肯錫的專家來做培訓課程，教的不是什麼前沿的理論知識，而是最“簡單”的，如何有效溝通，面對矛盾、家長指責，老師怎麼處理？

　　有“一土”的老師跟她說，自己上了好多年師范大學，學習了各種課程知識以及兒童心理學的方方面面，卻沒想到真正走上講台，第一課需要面對的挑戰，是家長的指責和批評。

　　參考麥肯錫打造職業經理人的思路，“一土”為每位老師規劃了職業發展路徑，密密麻麻寫滿了每個人各個階段的目標和規劃。

　　而在角色扮演環節裡，新入職的年輕老師被問到滿臉通紅，“你為啥給我孩子吃帶黑斑的香蕉？”“孩子被撓了，學校到底怎麼個說法？賠多少？”

　　陳老師說自己每天都很開心，還收獲頗豐。“老師一起備課、一起反思，也對接大量外部的資源，學到很多。”這個姑娘曾經參與支教項目，堅定地以為“自己不會再當老師了”。

　　“當初認為老師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職業成長空間和合理的報酬。”她說，如今這兩點都做到了。

　　她最終食言，回到了三尺講台。

　　“那個就是你們。你們是泥土。”

　　開學前30天，“一土”上線磁場app，建立終生學習者社區，設計者是李一諾的丈夫申華章。

　　“教育不是先來改變孩子，而是家長和老師的自我成長和改變。”校長郭小月說，教育是一個社區行為，通過社區的形式讓家校互動，分享新理念、內容、思考，一起為孩子打造最好的成長空間。

　　這個空間也是王蕾最為珍視的地方。在她眼中，未來的社會裡，孩子就是社區的未來。她認為給兒子找學校的過程，說的更明白點，其實是為一家人尋找一個共同成長的“社區”。

　　兒子的教材她看，學校的項目活動也積極參與，周末用學校發的小冊子帶著孩子一起玩。她一直覺得，家長為孩子選擇了學校不意味著把孩子從此就交給學校了，家長愉快地減負。相反，這是一個“開始”。

　　這所年輕學校的管理者一點也不擔心老師和學生流失，“因為這裡的土壤，不是在教你第幾分鐘要抖什麼段子，也不是告訴你做什麼題能拿到牛校Offer”。

　　有參觀者質疑這所學校“是不是中產階級的自娛自樂？”她也拿學校和社區每天發生的故事回應。在郭小月看來，互聯網時代為教育公平提供了可能。

　　李一諾期待，把學校的軟件、體系、課件，用來做城市的打工子弟學校和農村學校的有規模的培訓。在促進教育公平方面做一些推動。

　　“這不僅是說說好聽，有了教師培訓和發展體系和互聯網，這都是完全可行的。”她認為，通過教師來推廣“一土”的資源和理念，從而改變教育最核心的部分。“好的教育不完全靠硬件投入，而是理念， 是教師和孩子之間的關系和互動。”

　　她喜歡用冰山來打這個比方。創新的課堂是她眼中的冰山一角，但冰山之下，還包括可規模化的學校體系和重構教育的生態系統。她期待，通過學校這個平台，讓各個曾經被壁壘分割的資源都能夠投入基礎教育，或許會觸發革新。

　　郭小月還來不及想得那麼遠，她眼裡裝滿了“一土”開學幾十天來孩子的點點滴滴。

　　一次田野學習，孩子親手把種子種下。突然，一個小女孩指著黑黢黢的泥土說，“小月校長，那個就是你們。你們是泥土。”

　　她還沒來得及詫異，小女孩就興奮地講起來：“我們是小種子。我們這些小種子都愛你。”

　　說著，孩子用小樹枝在埋下種子的那片土地上寫下歪歪扭扭的英文：“I love you。”

　　一旁，那個討厭被比作蠟燭、不想“燒盡”死掉的郭小月，哭了。（袁貽辰）

　　（文中安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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