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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農民工子弟學校關停之后學生去向

2012年02月10日08:53    來源:《中國青年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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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后,北京市昌平區的農民工領著孩子走在拆遷的村子中。 張志強攝


  在北京市五環外,大風卷著黃土,覆蓋上被拆遷村庄的半截磚牆,一對裹著黑衣的農民工夫婦,跨過垃圾堆,牽著剛到爸爸腰高的娃娃,抬頭看看矮牆。

  在一片灰黃殘破裡,格外鮮明的是矮牆上涂寫著五個紅字:“東方紅學校”,后面畫了個箭頭。

  從2011年暑假開始,北京各區的拆遷波及了眾多農民工子女的學業。拆遷風暴中,北京將關停24所打工子弟學校,1.4萬余名學生的去向引發了全國關注。

  現在中小學開學在即,北京的數萬農民工子女都到哪裡去上學?存在大面積失學嗎?拆遷潮后,農民工子弟學校和老師們又何去何從?

  就此,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日探訪了現在北京的農民工子女就學生態。

  剩下的學校在“夾縫中求生”

  “村子被拆了,學校卻還在?”這樣詭異的局面,就出現在北京市昌平區的五所農民工子弟小學。

  這五所學校是經緯學校、振華小學、東方紅學校、明欣學校和新源學校。去年有1300多名學生的振華學校,現在還剩一半人。上學期有1100多名學生的經緯學校,校長估計這學期頂多能收到500個孩子。

  “老師也有走的,也是一半,現在隻剩下不到20個老師了。不過孩子們要上學,我們就要正常上課,不能讓他們失學啊。”振華小學的萬校長說。

  振華小學以前每個年級四個班,現在減少到一兩個班,而關於具體班級數,“還沒開學,還沒定下來”。

  原來經緯學校的學生是周邊村子的孩子,房子拆了以后,有的農民工家庭搬走了,有的回了老家。“搬走的孩子,老師們就去找,找得到的就再回來讀。”

  “學生走了多多少少受點影響,學校財政狀況不是很樂觀,實話說,肯定是入不敷出。”校長們談起拆遷后的局面,語帶唏噓。

  經緯小學的李校長更是坦率地說:“拆遷對學校招生影響挺大的。”他算了一筆賬:

  小學學費每學期每人600元,初中每人1000元。學校房屋租金一年將近30萬元,30多名老師,每個老師一個月工資平均是1800元到2000元。“說實在的,我基本掙不著多少錢。這個學期學生更少了,估計要賠錢。”

  “整個村子拆了,學校卻沒拆遷的政策,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但學校哪怕隻有十個學生也要開學,我們要有負責到底的態度。”李校長說。

  據公益組織“打工之友”負責人張志強調研,目前,仍然約有10萬孩子在北京市沒有獲得辦學資格的114所自辦校和近50所有辦學資質的學校,接受由家長自己買單的義務教育。有近四分之一的孩子處在12-16周歲的青春期。

  學校主要分布於流動人口集中的城鄉接合部,如四環、五環以外的村庄。

  “在一個缺乏監管的市場環境裡,校長是一種苦澀的無奈,辦學數年,他們講述學校的辛酸讓人落淚。十幾年來,學校至少搬了4次,拆遷時會有些失落,一直在夾縫中求生。”張志強在調研報告中這樣寫道。

  請放心,農民工孩子沒失學

  小安(化名)原來是北京市石景山區春蕾打工子弟小學的學生,學校被拆了之后,她已在平谷區第二小學的六年級讀了一個學期。她的30個同班同學,和她的經歷一樣。

  “石景山區去年拆了3所農民工子弟學校,是春蕾、太和、紅星小學。那裡的孩子們現在都去了公立學校。”公益團體“同心希望家園”負責人馬小朵說。

  平谷區第一小學、平谷區第二小學從3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各年級裡選考了孩子,“就按平時在學校的成績,優秀的就挑走了”,剩下來的所有學生都集中到藍天中學。藍天中學原來收的就是打工子弟,現在將一些平房改建成了小學部,而3所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也隨學生到了這裡。老師也是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

  在新學校,小安的媽媽有喜有憂。

  “和原本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比,現在學校的環境條件好多了。原本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負責教語文數學,公立學校老師教英語體育,教學質量好些,孩子吃得比較好,還有雞腿。”

  “但是公立學校下午3點多就放學,孩子沒人看,不像原來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會看到7點。我們都忙著打工,根本不可能來接,這挺發愁的。而且光飯費就要200多元,原本的打工子弟學校一個學期大概600多元,也不用飯費,離家近,孩子都回家吃。”

  而在朝陽區,採取的辦法是孩子們進了“民辦公助”學校。

  “民辦公助還是私立的性質,校長是教委委派的,一般是原來朝陽區的老教師,或者退休的老校長。”公益組織“農民之子”的項目負責人王春華說。

  “2010年就嘗試開設了兩所,一個是安民學校,一個是星河雙語學校,據農民工家長和孩子反映,效果還可以。”

  在海澱區,較多的孩子進了附近的打工子弟學校,進公辦學校的“還是比較少”。

  而在大興區,關閉了10多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后,“公辦學校接收孩子的很少。也就是少數家長辦齊了五証,最后學校收了。”

  最后的結果是,基本上學校全都重開或者合並了,學生都回到了農民工子弟學校。

  老師,您往哪裡去?

  原來在紅星農民工子弟小學二年級“什麼都教”的李愛枝老師,准備要離開這個職業了。

  從2009年教書開始,她每月是750元的工資,去年剛漲成了四位數,1200元錢。當她正盼著工資再漲一漲時,拆遷來了。

  她班上的20多名學生,因為拆遷走得剩下十來個。再后來,整個學校也被拆遷了。

  她們一共9個老師,4個去了公辦學校,她聽說,“工作壓力挺大的,累得要命。”“待遇比以前好了,有的能拿到2000多元了吧。”

  馬小朵介紹,在石景山區,30多名老師,返聘9人,大概每個學校選了三分之一的老師返聘,沒選上的就自謀職業。

  而李愛枝老師她們,校長給推薦了一個有辦學資質的民辦學校。“4個老師去了。因為太遠,我有孩子要帶,就沒去。”

  王春華介紹,在朝陽區,一部分老師進了民辦公助的學校。教委統一開了重新聘任的會,會上民辦公助的校長發表了一下演講,介紹每個學校的狀況,教師就自己寫應聘簡歷投給校長。

  “老師失業的問題,學校沒有負責,政府也沒管。還不如2009年在拆遷影響下,有幾所學校關閉,像大興的龍海學校,政府還按勞動法對工作年頭長的老師給了失業補償。”

  公益組織工作者們了解到,這一年多來,不少接收農民工子弟的學校已經出現了“缺老師”現象。

  “這是為什麼?我們分析,可能新進來的老師不多,但是離開崗位的卻有不少。”

  “原來許多老師覺得,國家政策可能對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有安置,農村老民辦教師轉正會受鼓勵,但是近兩年打工子弟學校關得很快,對老師的去向似乎並不在意。有些老師覺得沒有必要再堅持了,覺得不會再有對他們有利的政策,一部分老師就流失了。”王春華說。

  “現在學校的解決方法是,如果實在不行,就由一個老師多帶幾門課,這種情況還是比較常見的。”

  “現在還沒確定要做什麼,還沒打算好,也不想干這一行了。”李愛枝老師最后說。

  “問題不是沒學上,而是怎麼上好學”

  “根據我們的經驗判斷,無論政府拆遷學校多麼迅速,都不會出現大量孩子失學的情況。”知名農民工子女學校項目“新公民之友”總干事藺兆星說。

  “因為目前有市場和政府的雙重手段,從市場來講,打工子弟學校會順應市場變化,農民工家長面臨拆遷,也會選擇就近轉學,實在不行就搬家。”

  “而政府舉措來講也有好處,關掉一批,集中資源后,辦學質量會得到提升。現實的經驗是,700-800個學生的學校,會明顯好於200-300人的小學校。”

  藺兆星說,“現在對農民工孩子來說,問題不是沒學上,而是怎麼上好學。”

  他認為,從目前的形勢判斷,北京的農民工子女學校拆遷仍將繼續。有的學校已接到暑期拆遷的通知。

  “因為北京和上海的農民工子女數量是大致相當的,上海市通過這兩年的優勝劣汰,農民工子女學校已經從約300所降到了最近的約140所,這個數量是恰當的。再減下去資源配比就很難了,總不能靠公立學校臨時加蓋,把操場都蓋成學校吧?”

  “而對比上海,北京現有200多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因此還有優化的空間。”

  “對政府來說,措施不是拆了就好,而是要規范民辦學校,給予支持。其實說政府不了解是假的,北京市教委一直在調研,很清楚每個學校的辦學質量,也在管理規范,已經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還沒有足夠的長期支持。現在有的區在嘗試公立和民間合辦學校,但沒有明確的政策指引。”藺兆星說。

  張志強在調研時,曾聽到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位老師問學生“長大后的理想是什麼”時,很多孩子一片茫然。過了半晌,有個學生回答:“我去撿破爛吧。”“我要收一個大彩電,能賺10塊錢。”

  “在政府政策、投資辦學者、老師和學生這幾個群體的博弈中,教師和學生成了真正的弱勢方,他們的利益保障仍亟須破題。在一輪又一輪的取締、轉學的喧鬧中,城市打工子弟如羊群般被放逐於城市的邊緣地帶,在體會知識的樂趣之前,他們已過早地品嘗到了人生的冷暖。”張志強在調研報告裡這樣寫道。

  “因此,需要爭取的是政府更多支持民辦學校的態度和力度,要是得不到有質量的教育,這些孩子就廢了!”藺兆星說。

  據記者了解,政府有關方面也都在積極推動農民工子弟有學上,上好學。(庄慶鴻 徐霄桐)
(責任編輯:史雅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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