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回放

　　朱淼華是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的講師。他開設的公共選修課《西方藝術史》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並被評為全校精品課之一。但是，在崗位聘任考評中，因為沒有論文等原因，他在哲學系排名最后，被淘汰“下崗”。

　　朱淼華的遭遇經本報報道后，在教育界引起強烈反響。一些教育專家認為，朱淼華的遭遇並非個案，在我國高校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目前，許多大學都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其弊端正在日益顯現。

　　過分重視科研　影響教學水平

　　潘懋元（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名譽所長）：朱老師課上得好，沒有科研成果，就被淘汰，這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高等學校的任務一是培養人才，二是科學研究，教學與科研本質上並不矛盾。然而，在實踐中，教學與科研卻常常產生矛盾。尤其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大學提出創辦研究型大學，片面強調科研特色，出現了“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

　　吳平（武漢大學教務部部長）：對大學來說，教學、科研是重要兩翼。現實的矛盾是，科研牽涉到經費分配和學校考核，論文等科研成果是看得見的，可以擺到桌面上，而且隻要花時間就有“成果”———有名有利。教學則是“看不見的”，可能花費了很多工夫，“成果”卻不能馬上看到。

　　這種評價標尺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有科研成果的教師可以獲得現實的認可，“述而不作或少作”的教師就要吃“眼前虧”了。難怪一些教師尤其是公共課的教師感嘆：花了很多時間准備“一缸水”，就為灌滿兩節課的“一桶水”，但工作量考核還是兩個課時。沒花多少工夫寫了幾篇論文，考核分數卻很高———一心搞教學出力不討好。

　　在這種評價標准的“誘導”下，一些教師過分重視科研，花在教學上的時間和精力少了。有的教師在外地完成科研任務，7點下火車，8點跑進課堂。這樣的教師也很“敬業”，但教學效果會怎樣呢？相當一批教師對教書不感興趣，導致教學水平下降，這已成為目前我國高校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

　　追求“論文泡沫”　助長不良學風

　　葛劍雄（復旦大學教授）：目前，許多大學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而在評價科研水平的指標中，最具操作性的就是論文數量。於是，有無論文發表、在什麼級別的刊物上發表，就成了教師晉升職稱的硬指標。許多大學都規定，隻有在某類等級的刊物上發表過多少篇論文或出版過多少部專著，獲得過哪一等、哪一級的獎項，或者獲得哪一類基金、多少錢的經費，才具有申報某類職稱的資格。像朱淼華這樣一直講課而未發表論著，或者科研成果沒有達到規定指標的教師，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也就不足為怪了。這種對論文的盲目崇拜已經波及社會各界，以至於有些地方連幼兒園教師評稱職也得交論文，這是極不正常的。

　　王蔚（山東財政學院教授）：首先我對朱淼華老師表示敬佩。我想，一個課上得如此之好、讓學生如此敬佩的人去做幾篇論文不是什麼難事。現在許多論文都是抄出來的，湊出來的。“天下論文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這已經成為許多教師與學生的口頭禪。現在網絡如此發達，許多人干脆上網“下載、剪切、粘貼”，也許不到一個上午，論文就出籠了。下一步就是托關系、交版面費。如果出手大方，很快就能兌現。我們從報道中知道，朱老師對科研是非常認真的，不願為評職稱而拼湊論文。

　　其實，目前高校在評職稱時，不僅考察論文的數量，還考慮教師的學歷。如有些學校規定，沒有研究生學歷不能評副教授，沒有博士文憑不能評教授。這逼得許多老師甚至四五十歲的老師，還在為學歷而奔波。比起發表論文的不正之風，學歷教育中的不正之風更甚。許多人的學歷是上去了，但水平並沒有什麼提高。

　　完善考評體系　區別對待教師

　　顧海兵（中國人民大學校務委員）：無論是教學型大學還是研究型大學，都應該以學生為主，但是對於不同類型的學校，還應該有所區分。部分研究型大學，對學術有要求是可以理解的，而教學型學校就沒有必要苛求科研成果。現行大學教師考評體系的弊端主要是“一刀切”。為了全面實現大學的功能、鼓勵教師上講台，考評體系應當區別對待、分類指導。高校可以制訂教學、科研兩類考評指標，由教師自願選擇。選擇以科研為主的教師，課可以少上一點﹔而教學型教師，論文就不用寫太多。

　　教學工作有很大的主觀性，如何衡量其質量？顧海兵認為，除了對教師的課時數、批改作業情況、答疑時間等硬指標進行考核外，更重要的是要監督其教學效果。可以採取兩種辦法：一是同行評判，二是學生打分。關鍵是要保証這兩項指標的權威性不因某些領導的個人意志而削弱，使之在考評體系中真正佔有重要地位。尤其要重視學生的評價，因為學生才是教育的服務對象，學生滿意的教師才是好教師。

　　專家們認為，高校對教師考評“一刀切”，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對高校評價“一刀切”。目前很多人認為，我國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主要是科研水平低，師資差。時下流行各種“高校排行榜”，多以科研為主要指標。這對高校管理產生了誤導，致使盲目攀比之風盛行。

　　《人民日報》 (2005年11月28日 第十一版)